《城史記——我讀過的十座城市》 楊早著 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當下研究城市歷史的書很多，它們多以一個“重點”城市為目標，縱向挖掘、橫向比較，于是一座城市某個時期出過某某人、有過某某事便被交代得一清二楚，若能向上聯系到整個國家與時代之形勢，則更妙了。眼前這本不到300頁的小書《城史記——我讀過的十座城市》，要怎樣寫才能裝下十座城市？城市書寫和歷史書寫要怎樣有機結合，才能撐起“城史”這個大名字？

　　讀罷方悟，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已在副題中給出：“我讀”。

　　《城史記》所選擇的十座城市是富順、成都、廣州、北京、天津、高郵、南京、上海、西安、合肥。只看名單便能感到一絲突兀：富順和高郵，無論從所謂“歷史地位”還是“行政區劃”，都無法和其他八座城市并列在一起。但對于作者來說，富順與高郵卻重要到不得不寫的地步。為何？我想，除了作者或有意將筆墨伸向大城市外的“縣城”之外，關鍵還在于，“我”從作為故鄉的富順、作為原籍的高郵中“讀”出的內容，是相比讀任何城市之所獲都毫不遜色甚至更勝一籌的。

　　這透露出《城史記》的一種書寫原則。事實上，這十座城市都是與作者發生過“聯系”的，重點在于“我”的介入。沒有這一介入，就像只翻檢著幾本城市宣傳手冊、幾張景點照片，哪怕幾部學術專著，看待一座城市也只能如讀一本書的情節概要或導讀鑒賞，那是抽離了所有生動細節、氛圍與可能性的“標本”。自然，對研究來說，標本是重要的，但《城史記》要做的，卻是如何讓標本重新活起來，回到自然中去——這就需要“我”親自來到自然當中。于是，在對一座座城市的漫游與觀覽之下，富順“劃甘蔗”的刺激、成都人吵架方式的精妙、上海少婦搭訕陌生男子的緣由……都被作者記錄下來。

　　很難想象這些細節會出現在哪本城市研究的書中，但在這些非親身介入而不可得的細節里，卻包含著一座城市的性格與文化氛圍。而哪些細節能夠以小見大，哪些故事能夠見微知著，考驗的就是作者“讀”城的本領。如作者序中所言，“閱讀一座城市”與“住在/旅經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閱讀，既需要與城市的接觸了解，又需要與其保持一定距離；既需要對城市的現狀有所體認，又要對城市的過去有所把握。

　　由此，《城史記》突破了單純的“我手寫我眼”，升華為一種“我”“城”“史”三者的互動。于是在作者閱讀、漫游一座座城市的過程中，“歷史感”產生了，歷史感不僅指向對城市過去歷史掌故的考究，還包涉對當下城市變化、生活氛圍的觀察。唯如此，作者方能從所住的天津利德順大飯店，追索到一位叫胡佛的美國青年（自然他后來成為美國總統）在此“火中救出民國總理女兒”的傳奇歷史；方能從長安令人目眩的輝煌歷史中，回望當下西安城市的劇變，發出心緒復雜的感慨。

　　與這一歷史感相對應，《城史記》中充滿的是一種“舉重若輕”又“舉輕若重”的書寫風格。1912年在北京發生的“同盟會改組大會風波”，本是一場驚險的政治事件，但作者關注的卻是為維持秩序而在盛暑時節大談五六個小時的孫中山，且打趣道：“所以該廣東人和湖南人當領袖，至少比別地的人耐熱些。”實際上，無論輕重，作者想要做的，是挖掘被主流話語壓抑、被我們所忽視的“角落”與“側面”——或許,那里隱藏的正是那份歷史與城市的“靈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