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假借“集體研究”之名出借公款如何定性

　　實踐中，少數機關單位主要負責人為了私情私利，欲將公款借給他人使用，往往采取提前跟班子成員打招呼、定調子、做授意，再召集單位班子會議“集體研究”的方式，將公款出借給他人，企圖逃避挪用公款的法律責任。此種行為，雖表面上有單位“集體研究”之名，但實質上仍是個人決定，不影響挪用公款罪的成立。

　　有這樣一起案例。趙某系甲街道黨工委書記，李某系乙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乙公司）實際控制人，二人系同學關系。2019年6月，李某因乙公司資金周轉出現困難找到趙某，提出欲從甲街道借500萬元使用，并送給其20萬元現金表示感謝，趙某同意。之后，趙某先找到該街道辦事處主任張某，提出將街道500萬元公款出借給李某，張某表示李某經營狀況不好，將來償還存在風險，趙某表示李某有償還能力且要召開班子會議研究，讓其屆時不要提反對意見，張某考慮到趙某是“一把手”且還要集體研究，便表示同意。隨后趙某又分別找其他班子成員逐一談話，并要求會上不要提反對意見，其他班子成員均表示同意。后趙某召集甲街道班子會議，研究將500萬元公款借給李某使用事宜，會上無人提出反對意見。會后，甲街道辦事處與李某簽訂借款協議，約定李某從該街道借款500萬元，借款期限為一年，年利率為8%，后甲街道將500萬元公款打至李某個人賬戶。

　　本案中，對趙某行為如何定性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趙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趙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李某20萬元好處，并為李某借用甲街道公款提供幫助，構成受賄罪。甲街道班子會議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李某使用，系甲街道集體決策，體現的是單位意志，不屬于趙某“個人決定”，因此其行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第二種觀點認為，趙某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受賄罪。雖然從形式上看甲街道將500萬元公款借給李某經營使用系經“集體研究”，但從實質上看，這一過程自始至終是由趙某“個人意志”主導，本質上是趙某個人決定，其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同時，趙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李某所送20萬元好處，并為李某借用公款提供幫助，該行為同時構成受賄罪。因此，對趙某應當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一）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個人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的；（三）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公款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挪用公款罪的行為本質是“公款私用”，擅自將公款脫離單位的管理與控制，應從行為本質認定個人以“集體研究”為名出借公款行為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

　　從客觀方面看，趙某行為符合“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客觀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座談會紀要》）規定，“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認定是否屬于集體研究，不能只看形式，更要從實質上把握。本案中，趙某作為甲街道黨工委書記，收受20萬元賄賂后，為了推動將單位公款借給李某事宜，與辦事處主任和其他班子成員進行事前“通氣”，并要求他們會上不要提反對意見，在逐一授意后，再召集班子會議研究通過。趙某為了掩蓋其挪用公款事實，以召開班子會議“集體研究”為幌子，看似最終形成了單位出借公款的“一致”意見，但其形式合法性不能掩蓋實質違法性，本質上仍是個人決定，符合挪用公款“公款私用”核心特征。因此，趙某行為符合《解釋》中的“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情形，即“將公款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

　　從主觀方面看，趙某行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觀要件，且不存在“為了單位的利益”阻卻故意。《座談會紀要》規定，“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挪用公款罪的主觀方面是行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并希望或者放任將公款轉歸本人或者他人使用，核心是具備“挪用”直接故意，表現為行為人明知其對公款的處置會導致危害公款占有權、使用權與收益權的結果，卻依然為之。本案中，趙某收受20萬元賄賂后，明知李某經營狀況不好，將公款給其使用后存在風險，卻執意召集班子會議“研究”公款出借事宜。趙某為了私情私利，執意出借公款，通過逐個找班子成員“通氣”、召集班子會議“集體研究”等方式，全力推進將街道公款出借事宜，直接導致500萬元公款脫離甲街道控制，其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較為明顯。因此，趙某行為不存在《座談會紀要》中規定的“為了單位的利益”免責情形。

　　從罪數形態看，趙某行為符合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應當數罪并罰。關于挪用公款并收取賄賂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賄賂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根據上述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公款供其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過程中，又收受賄賂的，應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本案中，趙某收受李某20萬元好處，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推動實現將甲街道公款出借給李某經營使用，已分別構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應當數罪并罰。

　　（金黎偉 王前盛 作者單位：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