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酒泉元代回鶻文碑

肅州碑陽面拓片

　　袁璐

　　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陳列著一塊石碑，該碑一面回鶻文，一面漢文，歷史學者稱其為《大元肅州路乜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簡稱“肅州碑”。

　　此碑立于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元朝滅亡后，此碑被廢棄。明初修葺肅州城時因缺乏石料而被切割為兩塊，鑲嵌于肅州城東門兩側當做石柱。這塊碑上記載了一家六代十三人世襲肅州乜可達魯花赤的歷史故事。

　　地方史學家、金石學家張維于1941年調研甘肅時，在肅州城發現此碑，并在《隴右金石錄》中做了記載：“酒泉城東門有方石柱，高七八尺，廣二尺有奇，刻有蒙古文多行……儻使習蒙文者究石辯證，必可得究竟也”。

　　1943年西北科學考察團途經肅州城時，歷史學家、敦煌學家向達等人發現了此碑，引起重視。向達在《西征小紀》中記載：酒泉東門門洞內兩側墻各嵌石柱一枚，上俱鐫回鶻文，疑元代碑碣。由此，這塊石碑正式進入學者視野。但碑文是什么文字，如此大的石碑到底記錄著什么，一度爭論不休。

　　1962年，酒泉肅州城整修街道，東城門被拆除，兩塊回鶻文石碑被拆下，發現石碑背后有漢字。漢字部分砌于內側，未經風雨，所以大部保存完好，可以辨讀。而回鶻文面因暴露在外風化嚴重，許多字已經剝落，辨認有限。

　　1976年白濱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西夏學家）與史金波先生（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專程趕赴酒泉拓制《大元肅州路乜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進行研究。經研究辨認后發現，此碑兩面的漢文、回鶻文內容相同，至此，這塊碑解開了神秘面紗。

　　該碑被一分為二豎直解開，鑲嵌于酒泉市舊城東門洞內壁西側，用做石柱。原碑無碑額，呈長方體石柱狀。碑身高236厘米，兩塊并寬91厘米，厚29厘米。碑陽漢文24行，左石13行，右石11行，每行字數不等；碑陰回鶻文32行。石碑中間被鑿毀，陽面的漢文有十多處受到損毀。陰面因長期外露，磨損非常嚴重，回鶻文字跡已很難辨析。碑陽因長期嵌于墻內，漢字磨損較少，基本不影響對碑文內容的理解。

　　元史中對當年肅州攻伐戰爭的記載，只有寥寥數筆，百余字。

　　太祖本紀中記載“二十一年丙戌夏（公元1226年），上避暑于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列傳第九記載：進兵圍肅州，守者乃鈐部之兄，懼城破害及其家，先以為請。帝怒城久不下，有旨盡屠之，惟聽鈐部求其親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戶。肅州城守為蒙古大將昔里鈐部的哥哥，因肅州城久攻不下，元太祖成吉思汗大怒，下旨破城后舉城屠之，昔里鈐部恐懼城破哥哥被殺滅族，著求太祖。城破后因“昔里鈐部”的乞求，元太祖赦免了他兄長家族百有六戶（此處的戶是指的一個部落106個家庭單位，而非106口人）。

　　從元史這兩段文字中我們能了解到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大將攻打肅州，“攻城”和“久攻不下”后成吉思汗下旨屠城。那么怎么打的，中間發生了什么事情？不得而知。

　　肅州碑碑文中則記載：“舉立沙，肅州閥閱之家”（肅州城內高門大戶，可以左右城市命運的家族）寶慶二年（西夏乾定三年、公元1226年）5月，成吉思汗率軍征西夏，圍攻肅州，戰事慘烈，在蒙古大軍久攻不下之際，舉立沙偷開城門，獻城歸順，又率部征討直至戰死。成吉思汗感念其忠誠和英勇封舉立沙的兒子阿沙為當地最高軍政長官，到元始祖忽必烈時，又準其子孫世襲。肅州碑為世人揭開了那段歷史煙云，碑文記載與史料相互映襯，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戰況。

　　《大元肅州路乜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在歷史研究中彌足珍貴，其珍貴之處還在于：

　　一是回鶻文從公元9世紀至13世紀，在今天的甘肅、新疆和中亞、西亞、東歐的金帳汗國、察哈臺汗國、帖木兒帝國曾廣泛使用，伊斯蘭教傳入后，回鶻文被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察哈臺文所取代，但回鶻文在欽察汗國和吐魯番等地一直使用到15世紀，在我省酒泉的裕固族地區甚至發現有17世紀抄寫的回鶻文佛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如今的蒙古族傳制的回鶻式蒙古文，滿族傳制的滿文都是仿照回鶻文傳制的，足見回鶻文的作用和影響之大。這塊碑對于回鶻歷史研究和對回鶻文字演變發展研究提供了實物佐證。

　　二是元代回鶻文石碑經歷662年，能夠殘存至今實為不易，最重要的是碑文記載了舉立沙這個家族“自元太祖二十一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共計135年間”，六代十三人世襲肅州乜可達魯花赤的歷史，為后世學者研究元代史、西夏民族史、酒泉地方史提供了實物佐證、補充了史料。

　　三是碑文保留了元代官方文字的真跡，為研究元代官方書體、文體以及元代地方建制與官吏名稱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