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建民

　　在界定什么書屬于古籍時，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部門的權威說法是：凡是辛亥革命之前出版印制的書都屬于古籍。以時間線和社會制度區分印刷品的今古，不失為一種可操作的辦法。

　　談到舊書，我們仍舊要問：什么書屬于“舊書”呢？——長話短說。舊書是有一定年份的書，但不是“古書”；大抵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書，就屬于舊書。不過，辛亥革命距今已有百年，許多民國出版的書籍也是“古色古香”，“品相”“市值”不低于古書。我有一位以收藏新文學書刊著名的老朋友，他去世不久，他的孩子就把他的藏書送到舊書店拍賣，他生前對我說過的“幾本破書”賣了數百萬元。從報紙讀到他的藏書拍賣的消息，我的心里結了個疙瘩，幾天都散不開。我想的是私人藏書的命運：朋友還是散文家、現代文學研究者，他經年辛苦收藏的書刊，本來是他閱讀和研究的資料，當初絕沒想到他的孩子在他身后把他的寶貝立即變現。但我又想，他的幾個孩子術業有專攻，并不是讀書人；舊書既占地方，又失去舊主，再給它們找個新主人，不管人家是為了讀還是為了投資，總算有個好歸宿。這樣一想，我心里的疙瘩也就徐徐解開了。

　　私人藏書，當書的主人離世后，其藏書的歸屬、去向，往往不是書的舊主人能決定的。極少數著名的學者，比如顧頡剛先生，生前遺愿“藏書不要分散，以便后人利用”，他的大量藏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設專庫收藏，沒有流散，還能繼續在學術研究中發揮作用。這是私人藏書最好的歸宿。北京大學有一對著名的教授，丈夫教哲學，妻子教文學。哲學教授的令尊是佛學教授，家學淵源，藏書甚富，傳到兒子一輩——僅僅傳到兒子一輩，祖傳的書香就斷了。兩位教授的兒女——佛學教授的孫輩，不但無意繼承家學，傳承藏書，還全家移民美國，連國籍也變了。哲學教授憂心忡忡，一則憂家學斷絕，一則憂藏書去路。

　　手頭有一本《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是清初四大藏書家常熟瞿良士輯錄的家藏。我這本書，說是舊書，也是新書。說是新書呢，它是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印數5700冊；說是舊書呢，它出版沒幾年就進了舊書店，原價1.6元，舊書店降為1.1元。我不是藏書家，只是逛舊書店時隨便翻翻，偶然得之。老一輩讀書人都知道，常熟瞿家的藏書，在江南僅次于天一閣；當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四部叢刊》時，瞿家曾貢獻藏書。瞿良士哲嗣瞿鳳起在《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中說：“先父素抱書貴流通，能化身千百，得以家弦戶誦，善莫大焉。”瞿家的珍藏不是秘不示人，而是慷慨支持張元濟領導的現代出版業，讓私人藏書惠及更多的讀書人，推動祖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瞿家的藏書，在無私奉獻中延長了壽命。瞿良士病危時，還惦記他家的藏書，“遺命書勿分散，不能守則歸之公”。新中國成立后，瞿家遵先人遺命，將藏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價值連城的鐵琴銅劍樓藏書，在瞿家后人的妥善安排下，逃過社會動亂中難測的厄運，順利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我廉價買這樣一本舊書，讀后增長點知識，這就夠了。

　　近年，北京的出版業、古舊書業定期舉辦“舊書新知”活動；這種活動已經向全國蔓延，成為愛書人和市民的一項文化休閑活動。我的一位老友以詼諧的口吻說：“你要想得到新知識，就要讀舊書。”他說的舊書，當然是中外的經典。按我的理解，讀舊書，還有“溫故知新”的意義。“舊書新知”活動，拓展了舊書的銷售渠道，盤活了出版社的庫存，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氣息，推動了政府早已提倡的全民閱讀。同時，大批舊書在流動書攤展示，也是舊書價值的再實現。有一個宣傳資源節約的廣告語說：“地球上沒有廢品，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積壓倉庫和散置于社會的舊書，在流通中整合，幾成廢品的印刷品就到了需要的人手里。經常讀書買書的人都有體驗：你早就想買而買不到的某本書，說不定驀然回首，那書正在舊書市的一角呢。還應該看到，舊書流通市場并不是單純的商品交易，它還有帶動讀書風氣、傳播知識、教育培訓的功用。出版業的從業人員回頭看，發現前輩同業編輯出版的書籍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過了許多年還有讀者；撫摸舊書，回想過去的年代，檢閱前輩的勞動成果，也許會更加敬業吧。

　　網絡的發達，為舊書流通提供了現代化的條件。購書人在實體書店有現場感、觸摸感的體驗；網店則更便捷，挑選的余地更廣闊。這些年，我在孔夫子舊書網買了不少書，感到這個行業愈來愈規范、便利。如果沒有舊書網，單靠實體書店是承接消化不了社會上的海量舊書的。按照國情，全國所有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都有圖書館或圖書室。隨著機構改革、關停并轉，許多圖書館的藏書流散到社會，舊書網平臺成了大大小小的舊書集散地。被集體單位拋棄的圖書，又被納入新的循環，在網絡上等待正在尋找它的讀書人。我在網上看到，有些地方的大專院校、中小學撤銷后，其圖書館處理的藏書，竟能裝幾卡車。開網店的人整車買回，在視頻里整理分類。學校圖書館的藏書進入舊書流通領域，資源重新整合，也開辟了靈活就業的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