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碑帖中的小人物，書寫歷史的另一面

　　古人把書信叫作“尺牘”。一片小小的木簡，承載了太多情感。碑帖的涵蓋范圍就更大了，它可能是古人的公文、書信，也可能是為紀念某人或某事而立的刻石。數千年以后再看，它又成為文學、歷史、書法、美學等多種元素的載體。

　　最近出版的《誰棹滿溪云：碑帖的另一種敘事》一書，以文本和圖像為載體，將地上之材料如史書、詩歌、散文，與地下之材料相結合，賦予碑帖更為生動的人文意義。大到王朝的興衰更替，小到文人的細膩情思，乃至普通農夫的思鄉(xiāng)之情，都在歷史現(xiàn)場中一一還原。

　　一個秦國農夫和他的兄弟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國發(fā)動了對楚國的滅國性戰(zhàn)爭。1975年，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四號秦墓木質套棺的陪葬箱內出土了兩塊木簡，正背兩面均有墨書文字。記錄了這場戰(zhàn)爭前，兩名士兵給家中的問候。

　　墓的主人叫“衷”，寫信的人，是他的兄弟“黑夫”與“驚”。發(fā)信地址是“黑夫”與“驚”作戰(zhàn)的地方淮陽（今河南周口附近），收信地址是他們的家鄉(xiāng)安陸（今湖北云夢）。某次在山東博物館看到這件文物，在一旁展出的，還有來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兵馬俑復制品。主辦方特意把湖北文物和陜西文物放到一起展，讓歷史的現(xiàn)場似乎就在眼前。

　　《誰棹滿溪云：碑帖的另一種敘事》書封。作者供圖

　　我們所看到的歷史往往是被大人物書寫的，而像“衷”這樣，能將墨跡保留到兩千多年后的小人物，屈指可數。通過這些墨跡，我們猜想，“衷”的一生會經歷什么？是不是像那個波瀾壯闊時代的無數小人物一樣，為徭役等而發(fā)愁。也許有幸活到暮年，彌留之際想與兄弟合葬在一起，卻發(fā)現(xiàn)找不到任何“黑夫”與“驚”來過的痕跡，除了這木簡上的墨跡。

　　文本和圖像都是傳播信息、表達感情的媒介，而有時候，這兩種媒介還可以互文，成為我們了解古人的“雙重證據”。如果沒有秦簡的出土，我們可能以為，隸書就是秦代以后才有的，但“睡虎地秦簡”讓隸書的產生追溯到戰(zhàn)國晚期。

　　“隸書者，篆之捷也”，尤其是“黑夫木牘”，有些字出現(xiàn)了特別長和夸張的波磔（書法右下捺筆——編者注），整個字還往右下傾斜，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漢簡。

　　他用一生讓王羲之“穿越”到唐朝

　　在西安碑林，有一件小人物完成的名碑——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它的撰文者是唐太宗李世民、太子李治和玄奘法師，而作者是來自東晉的王羲之。是小人物懷仁，讓王羲之“穿越”到了唐朝。

　　關于懷仁的生卒，史書上沒有任何記載。我們只知道，他是弘福寺眾多沙門中的普通一員。集書開始的時間也沒有具體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長安眾多僧侶里寫王羲之書體最好的一個。他也許被玄奘西天取經的經歷深深打動，也許見證了玄奘回長安時“四民廢業(yè)，七眾歸承”的高光時刻，讓他的信仰更加堅定，所以接受了“集字圣教序”這份高難度的工作。

　　說這份工作難度高，原因有二：一是集字只不過是一種收集和模仿，士大夫們瞧不上這份工作，不愿去做；二是對懷仁來說，集字的難度不只是從豐富的王羲之書跡中尋找字形，還要根據章法的需要重新創(chuàng)作，夸大或縮小某一個字，以求得行書中的節(jié)奏變化和行氣。

　　好在懷仁那時的集字來源非常可靠——貞觀十三年（639），李世民命褚遂良等人對王羲之書跡進行了鑒定整理，統(tǒng)計出內府共收藏右軍書二千二百九十紙。

　　然而，從李世民完成《圣教序》，到懷仁集字摹勒上石，中間卻隔了25年。是集字太難，耽誤時間太長嗎？并不是。看看這25年的波譎云詭、物是人非：寫完《圣教序》后第二年（649），李世民就龍馭賓天；永徽六年（655），李治打算廢黜皇后王氏，改立昭儀武氏，褚遂良冒死勸諫被降職，在流放中絕望死去，《同州圣教序》是他死后追刻；武則天如愿當上皇后，顯慶五年（660），李氏王朝已然是武氏天下；麟德元年（664），玄奘油枯燈滅，走完了65歲的一生。

　　又8年之后，懷仁終于實現(xiàn)了愿望，把相隔三百多年的王羲之和李世民、李治、玄奘放在一個碑上。等懷仁集字完成時，碑上所提及的人，大多已經去世。懷仁這一生，人們只知道他做了這一件事，但這件事足以讓他載入書史。

　　《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宋之前并不被重視，文人士大夫都不屑于學，稱之為“院體”。直至明清時期，王羲之真跡毀佚殆盡，這個碑才被學者重視起來。可能正因為不被重視，讓它躲過了戰(zhàn)亂和掠奪，讓我們今天仍能在西安碑林見證這場神奇的“穿越”。

　　“二王”家族里的尋常小事

　　清代人把書法分為帖學和碑學，帖學是以王羲之、王獻之為圭臬的傳統(tǒng)名家書法，而碑學大多指無名小人物的平民書法，如康有為所言魏碑“雖窮鄉(xiāng)兒女造像”，無不佳者。就有這樣一個帖，雖是出自“二王”一門，卻有龍門石窟造像的碑影，它就是收藏在遼寧省博物館的《萬歲通天帖》。

　　《萬歲通天帖》是王羲之、王徽之、王獻之、王薈、王慈、王僧虔等王氏七人十帖裝裱而成。這些信札，從東晉到南梁，歷時二三百年。唐代以來便有不少書家，從《萬歲通天帖》中揣摩六朝人的筆法。直到清代之后，越來越多的碑刻墓志出土，人們才發(fā)現(xiàn)，這個家族的書風演變與整個書法史息息相關。

　　啟功先生曾用《萬歲通天帖》與《龍門二十品》作對比，他說：“徽、獻、僧虔的真書和那‘范武騎’真書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便與北碑無甚分別。”我們未曾見過龍門石窟那些造像未刻前的樣子，也沒有看過洛陽那些墓志的書丹，但王氏一門的書跡給出了想象：也許，那時南北的文化交流，并不像地理上那么割裂，而南朝的書風傳到北方，也不像我們想象中那么漫長。

　　其實，《萬歲通天帖》不只是王家人筆法的傳承，這些信關乎生老病死、悲欣心情、尋常問候，既有書體演變的軌跡，又是他們生活過的痕跡。

　　其中，《姨母帖》是王羲之在姨母去世后，寫給朋友的一封信。這封信只有短短十幾個字，卻表達了無法言語的傷痛：哀痛摧剝。《初月帖》是王羲之到達山陰后給朋友的一封回信：“過囑。卿佳不（否）？”——“你的囑托我收到啦，你怎么樣呢？”古人問候的方式跟我們現(xiàn)在好像也沒什么區(qū)別。

　　還有王徽之的《新月帖》，就是叮囑那個收信的人“好好吃飯”。“卿佳不”“食不”……看完《初月帖》再看《新月帖》，原來古人在難過的時候，問候也不過是“吃了嗎”。

　　（作者系《誰棹滿溪云：碑帖的另一種敘事》一書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