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入歷史肌理 再現晚明變局

　　《重寫晚明史》 樊樹志著 中華書局

　　明清史專家樊樹志，以三十多年的學術積淀，在耄耋之年推出五卷本《重寫晚明史》。這是今年史學界與出版界關注的重要成果。讀罷全書，感觸良多。

　　持續二十年的學術研究

　　樊樹志早年以研究明清經濟史，尤其是江南市鎮研究而聞名，出版了《中國封建土地關系發展史》（1988年）與《明清江南市鎮探微》（1990年）等影響深遠的著作。因緣際會，20世紀90年代初，他受邀撰寫萬歷帝傳與崇禎帝傳，先后出版了《萬歷傳》《崇禎傳》，這兩部書于他而言，意義重大。誠如他所說：“對萬歷和崇禎兩朝歷史深入探索，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出了兩本書，而是改變了我的研究方向，從此開啟了持續二十年的晚明史研究。”

　　在晚明史研究領域，樊樹志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學術成果。2003年的兩卷本《晚明史（1573—1644年）》廣受好評；此后他以敘事的手法、通俗的語言，相繼出版了《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華書局，2007年）和《張居正與萬歷皇帝》（中華書局，2008年），再獲肯定。及至2015年8月，40萬字的《晚明大變局》問世，一年之內重印七次，成為當年的暢銷書。這一系列的前期準備，為他“重寫”晚明史，奠定了堅實基礎。在103萬字兩卷本《晚明史》的基礎上，經過數年研究，借助電子數據庫，他采用敘事的手法，進一步完善體系、細化情節、深化分析，于是就有了這套五卷本、篇幅達234萬字的《重寫晚明史》。

　　盡管樊樹志自謙地說：“所謂‘重寫’是指對于自己《晚明史（1573—1644年）》的重寫，沒有別的意思。”實際上，這套書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他的本意。一方面，學術界對于晚明史的認識還不充分，盡管有數部《南明史》，但關注并傾心研究晚明史的專家并不多。在《重寫晚明史》中，樊樹志自然關注到了晚明的危機，但同時更關注到了轉機，故而提出“晚明大變局”的說法，正如在第一冊“引言”中所說：“提出晚明的大變局，并不是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至17世紀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這不僅對于重新評估晚明史，而且對于看清近代史以及當代史，都有莫大的好處。”這是作者經世致用的意圖，也是重寫晚明史的學術意義與現實訴求。另一方面，本書在全球史視野之下，重回政治史導向的“大歷史”，揭示了晚明大變局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借助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加上敘事史學的特色，全方位地呈現出晚明歷史的大變局。

　　再現晚明變局

　　《重寫晚明史》全書五冊，每冊以一個關鍵詞作為副標題，呈現各冊內容的不同特色。第一冊以“晚明大變局”為關鍵詞，提綱挈領，統領全書，奠定敘述基調。隨后四冊，分別以晚明政治歷史大變局為敘述對象，按照時間先后，以張居正改革、萬歷親政、萬歷三大征、明末三案等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為線索，清晰呈現了從萬歷初政到崇禎末世曲折變遷的歷史軌跡。作者的寫作意旨也在這些敘述中鋪展開來：一個王朝的興盛，不能“僅僅有經濟文化的繁榮，而沒有震懾朝廷內外黨同伐異的雷霆手段，沒有把內憂與外患消弭于無形的非凡能力”。

　　何謂“大歷史”，如黃仁宇所言：“所謂‘大歷史’觀，必須有國際性……大歷史的觀點，亦即是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在《重寫晚明史》中，作者的這段話可以概括本書的主旨：“晚明……在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大變局，表明中國內部正在發生劇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現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晚明時代中國的近代已初露端倪。”

　　書名揭示了晚明四個大變局：第一個是從以朝貢體制為原則的天下體系，到地理大發現之后的世界變局。晚明所面臨的世界體系，已不是明初那種以明朝為天下獨尊的朝貢體系世界，而變成了一個融東西于一體的全球化世界體系。第二個是經濟上的大變局。隨著白銀貨幣在世界上的流通，世界貿易體系形成，中國以絲綢、茶葉、瓷器、棉布等為商品，成為世界最主要的貿易順差國，而江南市鎮通過早期在絲織業、棉紡業的成功，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富庶之地，形成了經濟上的大變局。第三個是思想文化上的大變局。一方面明朝內部儒學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陳獻章、王陽明、李贄等為代表，對正統的程朱理學提出挑戰，倡導心學，形成了思想上的多元化。另一方面，隨著大批耶穌會士的東來，不僅帶來了天主教，更傳入了西方近代的科技文明，這是思想文化上的大變局。第四個則是士人群體的形成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輿論的大變局。晚明士紳集團主宰著社會輿論，形成了新的士紳階層。全方位的大變局，成為晚明政局變動的社會、思想與文化基礎。

　　在晚明的歷史敘述中，征引宏富，既體現作者嚴謹的學風，更反映他對于世界學術潮流的掌握。如討論經濟全球化浪潮之時，書中將布羅代爾、沃勒斯坦與弗蘭克等人的學說進行對比，指出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對布羅代爾、沃勒斯坦提出的“西方中心論”加以批判。因為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早就形成了以白銀為紐帶、包含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參與的經濟全球化浪潮，而“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這些征引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學者們的不同觀點，既有歷史的深度，更有學術的廣度。

　　新敘事體史書

　　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這套書還有一個特別突出的特點，就是采取敘事手法，將紛繁復雜的歷史統于敘事之中，既再現了歷史發展的大勢，也清晰地呈現了晚明大變局歷史中的人、事、言，給人回到歷史現場之感。

　　誠如學者李劍鳴所說：“敘事的基本路徑正是依照時間順序來敘述事件的過程，于是它也可以發揮闡釋因果關系的功能”，這樣“敘事就成了一種歷史解釋的方式”，“高明的史家便巧妙地將時間和專題兩者結合起來，構筑一種符合歷史特性的敘事方式。他們通常采取的辦法是：從每個時段選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問題，集中加以討論；在整個研究框架中，各個時期前后相續，各個時期的核心問題彼此聯系和銜接，構成一條明顯的時間之流中的變動主線。”（《歷史學家的修養與技藝》，上海三聯書店）這段對于敘事史學的論定，幾乎可以說是為《重寫晚明史》一書的“量身定說”。

　　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特點是圖文并茂。在關鍵性敘述中，配以圖畫，增加了敘述的直觀感受。即以第一冊第三章《江南市鎮》為例，開篇就以仇英《南都繁會圖冊》展示了晚明江南市鎮的繁華，并附說明：“白銀的大量使用，使得中國江南地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華。”該章還附了《養蠶圖》《耕耘圖》《絲綢紡緯圖》《花機圖》等大量圖片，使一本學術性極強的專著更具通俗性、可讀性。

　　最后，借用一言形容《重寫晚明史》：“它引人注目，發人深省，卻也帶有一點神秘的溫和氣息。”此話甚是貼切。

　　（作者：孫衛國，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