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再現敦煌寶藏魅力

　　——《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出版實踐及其價值

　　張福英

　　《敦煌文獻全集》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持的“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的重點項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質量系統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全30冊）系《敦煌文獻全集》的子項目，是甘肅省藏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成果。目前，前12冊已由甘肅教育出版社于2023年12月出版，其余18冊也將陸續出版。

　　甘肅藏敦煌文獻的流散與整理出版

　　（一）敦煌文獻的流散

　　敦煌藏經洞出土了6萬余件公元4—11世紀的古代文獻和藝術品，其中的文獻內容豐富，除大量佛經外，還包括四部、道經、宗教典籍、俗文學、文書檔案等，多為當時的第一手資料，較傳世文獻更為直接具體，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此外，還有大量以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種文字寫成的文獻材料，豐富了有關古代少數民族生活和中西交流的歷史記錄。由于歷史原因，藏經洞出土文物現散藏于國內外近百家公私收藏機構及個人手中。

　　（二）甘肅藏敦煌文獻的整理與出版

　　目前整理出版的甘肅藏敦煌文獻，其來源大致有以下兩種：一是通過道士王圓箓之手流入隴上官宦、士人、鄉紳手中的，這些文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陸續為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圖書館等省內十余家單位所收藏；二是20世紀40年代以后相關研究人員從莫高窟新發掘出的。

　　《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出版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焦點。1999年12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段文杰擔任主編、施萍婷擔任副主編的六卷本《甘肅藏敦煌文獻》，以此獻禮敦煌藏經洞發現100周年。全書主體由約4000張文獻圖版和十多萬研究介紹文字組成，并附收了少量的吐魯番寫卷等非敦煌文書，共計696件。研究文字主要包括“概述”和“敘錄”兩部分：“概述”部分系統論述了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基本情況、來源、真偽、定名、內容、價值；“敘錄”部分是對文獻進行鑒定、整理成果的記錄，每一號文獻撰寫一則。但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和學術研究水平，文獻圖版全部為黑白、縮小圖版，部分文獻定名亦不甚準確，已不能滿足當前社會特別是學術界、文化界的需求。

　　除漢文文獻之外，藏經洞出土了大量公元4—11世紀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寫本，其中又以藏文文獻最為豐富，內容涉及吐蕃治理下的敦煌和隴右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系等諸多領域。這部分文獻被稱為敦煌藏文文獻（敦煌吐蕃文獻）。結合與吐蕃統治敦煌有關的漢文文獻，國內外學者對這部分藏文文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1978年，黃文煥先生發表《河西吐蕃文書簡述》，公布了甘肅省內6家文博單位收藏的敦煌藏文寫本文書，計篋頁9946頁，經卷317卷。2011年9月，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馬德主編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首次以目錄的形式刊布了文獻的收藏情況。2017年12月，馬德主編的大型圖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30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彩印刷出版。2022年8月，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由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研究員勘措吉、萬瑪項杰擔任主編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勘錄》（30卷），這是國內外首次以全文錄入方式出版的甘肅藏藏文文獻。

　　（三）新時代《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出版

　　黨的十八大以來，古籍工作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2022年10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印發《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持的“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啟動。

　　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統籌指導下，作為“工程”的重點項目，《敦煌文獻全集》先行推進。根據前期籌備情況，《甘肅藏敦煌文獻》被確定為“全集”首批出版項目之一。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的整理與出版，是甘肅省高質高效推進古籍工作的重要舉措之一。甘肅省委宣傳部對于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出版高度重視，將其列入《2023年宣傳思想工作要點》及相關工作清單予以督辦；同時，在文獻圖版授權等具體業務方面進行指導、支持、協調。目前，《甘肅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出版工作進展順利，正在有序推進。

　　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內容與特點

　　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由敦煌研究院編，趙聲良、蘇伯民擔任主編，張元林、趙曉星擔任副主編，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涉及當前所見甘肅藏全部敦煌漢文文獻，總計1100多號。其中，以佛經居多，也有不少經、史、子、集“四部書”及社會文書。

　　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文獻收錄全面，體例完備。目前所見散藏于甘肅省內11家存藏單位的1183號敦煌漢文文獻悉數收錄。具體包括敦煌研究院856號，甘肅省博物館138號，甘肅省圖書館32號，敦煌市博物館82號，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28號，西北師范大學19號，定西市安定區博物館10號，永登縣博物館8號，高臺縣博物館6號，甘肅中醫藥大學3號，張掖市博物館1號。比之于1999年出版的六卷本《甘肅藏敦煌文獻》，單敦煌研究院所藏就增加了近500號文獻。從體例來看，第一冊敦煌研究院編寫的中英文“前言”，講述了《甘肅藏敦煌文獻》出版的背景、內容與意義。各冊中、英文“凡例”，交代了叢書的編纂體例，文獻定名依據，相關字母、符號的用法和意義等，方便讀者閱讀利用。

　　二是所收文獻歷史跨度大，內容價值高。收錄文獻最早起于4世紀中葉，最晚止于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尤以隋唐寫本居多，隋唐以前的早期寫本也不少。這是英藏和法藏敦煌文獻所不及的。就內容而言，無論是佛經中的佚經、別譯本、善本，還是非佛經寫本中的彩色書畫卷；無論是社會文書，還是史部、集部的早期寫本，其中許多都是獨一無二的珍品，在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如敦煌市博物館所藏，有相當多一部分是北朝寫經，且多出自北魏經生之手，書法自成一體，是漢隸到唐楷的過渡體，對于研究我國書法的演變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三是深入整理研究，細致編輯加工。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按《敦煌文獻全集》編纂出版工程實施方案，統一編纂標準和出版規范。敦煌研究院對文獻進行了深入整理、研究，詳細著錄了文獻的編號、名稱、題記、現狀等情況，特別是根據最新研究成果，對之前部分文獻重新進行了定名、勘誤；同時，新增了473號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獻信息。在編校環節，甘肅教育出版社編輯團隊將文獻圖片與敘錄相互對照，校勘、處理了敘錄文字錯訛缺失，繁簡字和異體字混用，文獻圖片缺失、綴合順序不當、接續行錯位、文字顯示不全，體例不統一，標注不規范等一系列問題，核對了定名、卷長、卷高等，形成了系統、可靠、翔實的文獻信息資料。

　　四是裝幀精美，印制精良。所有文獻圖版都是原大、全彩、高清影印，是優質的圖像資料“寶庫”，為敦煌文獻的深度研究闡釋提供了權威圖本。叢書封面采用壓凹工藝，紅棕底色，文字燙金，鎖線精裝，既莊重、古樸，又簡單、大氣；前后環襯采用198克宏制亮黃里紙，既固接了封面和書芯，起到保護作用，又增強了全書的藝術性；扉頁與正文采用120克東方雅韻象牙白紙，印刷光澤度高、印品立體感強、色彩鮮艷飽和，自然色暖色調給人一種舒適的視覺感受。

　　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的出版價值與意義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把莫高窟保護好，把敦煌文化傳承好，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

　　敦煌文獻是研究、傳承敦煌文化的重要基礎資料，由于歷史原因，原本完整一體的文獻，散落于世界各地，極大地阻礙了敦煌學的深入發展和敦煌文化的傳承、弘揚。整理與出版散存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已成為近幾年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成為甘肅出版人近年來持續耕耘的重要選題。新版《甘肅藏敦煌文獻》（全30冊）的整理與出版，是推進敦煌文獻出版集成的又一重要成果，一方面將有力推動敦煌文化藝術資源的高水平“共享”，為敦煌文化的現代化闡釋提供權威可靠的圖版文本，實現敦煌文獻、敦煌文化的永續傳承；另一方面，將敦煌漢文文獻原模原樣悉數呈現出來，讓深藏千年的古籍文獻“活”起來，也必將催生出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對于推進敦煌學研究高地的建設，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把敦煌文化傳承好”，需要學術界、出版界乃至全社會的努力。陳寅恪曾在《敦煌劫余錄》序文中寫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今后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作為致力于文化積累與傳播的出版人，“把敦煌文化傳承好”，首要的責任就是要與廣大學人一道將“此歷劫僅存之國寶”乃至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國寶”發掘、搜集、整理、出版出來。唯此，方能使廣大學人得以“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后續，我們將在總結前期項目實施經驗的基礎上做好其余18冊的出版工作；同時，還將積極主動對接國內外敦煌文獻收藏機構和相關個人，爭取出版更多相關作品，為加強存藏國內敦煌文獻摸底和交流，推動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獻更高水平“回歸”和敦煌文獻永續傳承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甘肅藏敦煌文獻》（全30冊），敦煌研究院編，趙聲良、蘇伯民主編，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