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激切凌厲 今古立宗——讀孫郁新著《魯迅與國學》

　　《魯迅與國學》 孫郁 著 商務印書館

　　2007年5月31日《光明日報》國學版文章《魯迅的國學觀（上）》

　　【讀書者說】

　　治魯迅學研究三十余年的孫郁教授最近出版了其新著《魯迅與國學》，書中以十五個專章考察了于新知國故間“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魯迅。孫郁在“寫作緣起”中提到：“大約二十年前，《光明日報》的一位朋友找到我，想談談魯迅與國學的話題。我心里沒有底，便找來顧農先生，三人作了一次對話。顧先生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對于魯迅的學問根底有較深的心得。那一次對話，顧先生的話，都說在點子上，我的表述，有時候是隔靴搔癢，并沒有指向核心之處。這也刺激我后來多留意此類話題。”在《光明日報》那次提議下，“魯迅與國學”的話題開始納入其研究視野，孫郁至今對那場三人談記憶猶新。

　　孫郁一直以來關注聚焦魯迅傳統，無論是在大學校園的日常授課研習，還是走向海外的尋訪演講，思辨演繹中他深入尋解，文本直面時他體味感應，理性的力量，科學的判斷，聚合升華了這部集大成之作。講述故實，博贍貫通，達意妙得，展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魯迅偉大形象中的底色鋪陳與基調渲染之功。

　　二十世紀初期，國學舊學，國故學國粹學，經史之學文獻之學，一般語境下是彼此可以通用的。落筆《不懂的音譯》，魯迅推重《流沙墜簡》，“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孫郁書中第一章即開宗明義，于認識論、知識論和審美論三重審視中拾取魯迅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和做法。魯迅勘測珍貴的遺產，重新尋找精神的原態，在雙向互動中由舊學而得以染習新知，然后由新知而反觀國故，他不滿于將古代經典作為凝固的存在接受過來，要從古人世界里發現當下精神，穿越，攀緣，他強調的是如何在文脈里梳理出思想的創造性。

　　魯迅學有根底，整理《嵇康集》長達23年之久即是明證。校勘、考證、輯佚，他為之作序跋，并選逸文考、著錄考各一卷。說理、發議論，“思想新穎，往往和古時古說反對”。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魯迅說，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師心”和“使氣”的嵇康、阮籍，確乎和魯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考古知今，考古驗今，考古證今，北魏酈道元、宋人陳亮、明末清初顧炎武一直沿襲著如此文化理念。孫郁發現魯迅思想邏輯由章太炎而來，活用老師的學問，又透出老師沒有的氣息，文章風格也受了老師影響，既深刻警辟，也復雜多變。“章太炎由古逆今，魯迅則今中含古，各自有創造性的表達。”如此開啟了思考的雄渾、想法的跳躍等許多方面，古今互證，念之又念。正如魯迅《忽然想到》一文的點睛之筆：“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自稱是“學匪派考古學”的魯迅建立在史學基礎上的野性思考，偏好從“涂飾太厚，廢話太多”的正史之外去尋找另一種可能，他于鄉邦文獻、無名者文字乃至禁書背后窺見生命真跡，又能發現破綻盲點，打開新領域，破除集體遺忘中的虛偽躲閃，讓久被壓抑的精神蠕活。1933年《經驗》一文里，他不無感慨：“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魯迅在1933年致曹聚仁信中說：“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1934年《病后雜談》中他更是直抒胸臆：“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處的。”

　　今古、正野話題之余，《魯迅與國學》第五章《非儒非孔的理由》中，孫郁從文化史角度觀魯迅與孔子，道出兩人境界的相似。兩人最大接近點是在一個傳統失范的年代，選擇了與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徑。他們“不因苦而退，不因樂而休，超俗的人間情懷與思想境界，值得我們連聲贊佩，贊佩”。孫郁主張擺脫對儒學思想的實用目的和負面看法，打破俗儒暮氣，回復其有趣、自然、人道的溫度，立高潔辭章，以古典學研究的精神“得其妙意而用之”。孔子和魯迅同也不同，前賢希望克己復禮，而魯迅思想的最核心之處乃戰士精神。

　　《魯迅與國學》立足近代思想源流來闡釋魯迅精神，墨學復興中梁啟超慷慨疾呼：“今欲救亡，厥惟學墨。”底層意識，平民之態，關注大眾，扶持青年，該書最后一章大書魯迅鐘情、弘揚的墨學精神，苦行隱忍，忘我犧牲，振世救弊，為魯迅“立人”“改造國民性”之目標提供了正面、切實的答案和題解。魯迅從墨子傳統、墨家價值中打撈出殊為可貴的遺緒，以道德完整性與社會責任感，做果敢的行動者，朗健的英雄者，古老精神成為現代思想的一部分。而魯迅反感的是古代遺產使一些文人掉進自欺自戀中。他憂心的是讀書人“既離民眾，漸入頹唐”，走不出暗處盲區，無法于廣學博征中求得真義。

　　孫郁認為，魯迅在雜感中自創出許多調式，以雜文觀念代替文章的觀念，在多樣旋轉的筆致里直逼現象的本然。中外參照，文章新命，于傳統有吸收繼承，又有打破沖決。“曲筆、冷筆、詩筆等手法，使表達獲得了新的活力。”魯迅重新延續舊文化最為有活力的部分，攝取舊遺產的精華而創造新文化，激活古老的文脈。孫郁以魯迅作為典范樣本來照亮當時的語境，“文除百代之弊”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魯迅與陳獨秀、胡適、李大釗一起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現代知識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他們也因此影響了后來的學術、藝術之路”。宋云彬曾在紀念魯迅逝世十二周年時撰寫《我所理想的〈魯迅傳〉》，文中不滿于知識界對魯迅學術思想的不夠了解，呼吁認識魯迅時代的重要性，“認識了魯迅的時代，才能看清楚中國的前途，鼓起勇氣前進”。

　　《魯迅與國學》的深思與洞悉，讓我們想起了近百年前茅盾《魯迅論》中的一句話，魯迅不肯自認為“戰士”或青年的“導師”，“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為‘老孩子’”。民族魂，中國的脊梁，承傳擇取中保存、開拓、建設，眾議自說，他當之無愧。茅盾、宋云彬、徐梵澄先生以往的剴切推斷，與新時代孫郁的高妙結論恰似合奏，收歸一處，基調一致，堪稱共鳴。

　　（作者：張洪，系遼寧出版集團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