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觥籌交錯掩映下的禮儀秩序 ——讀《酒里乾坤∶宋代宴會與飲食文化》

　　■陳斌

　　關于宋代宴飲，《酒里乾坤：宋代宴會與飲食文化》一書呈現了這樣一幅具有想象力的恢宏場景：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朝廷制定了一份集英殿大宴的入宴人數表單，統計數據顯示，能夠參與宴會的人員達到1300余人，而且這是經過詳細“裁定”的結果。1300余人并不全部都是赴宴的文武百官。其中，籌備宴會的御廚人員600人，負責裝飾和布置宴會的儀鸞司150人，清潔衛生的灑掃親從官100人，以上相關服務人員就達到了850人，正式參加宴會的文武百官僅僅占據了一部分而已。

　　《酒里乾坤：宋代宴會與飲食文化》 紀昌蘭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繁盛階段。宴會是一種群體性的飲食活動，宴會過程中所展示的食品、器物、酒飲、樂舞、游戲、禮儀、習俗等，集中呈現了社會階段性物質發展水平與文化風貌，是觀察社會發展狀況的顯微鏡。《酒里乾坤：宋代宴會與飲食文化》從官方和民間兩個視角考察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宴會活動，情景式再現了宋人的飲食生活日常。

　　關于宋代宴飲，無論是宋徽宗趙佶親自操刀的《文會圖》，還是北宋宣和畫院待詔蘇漢臣的《開泰圖》，抑或南宋畫家馬遠的《華燈侍宴圖》等畫作，均有接近真實反映當時宴飲熱鬧場景的生動“寫生”。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更是將北宋酒席宴飲文化延伸至市井街頭，畫中酒肆林立，食客熙熙攘攘。在1999年5月發現的河南林州北宋磚雕壁畫墓中，墓壁上有一幅夫婦宴飲圖，真實再現了宮廷之外的另一種生活狀態。如此說來，宋代宴飲文化之興盛，早已成為社會上下的普遍共識。

　　宋代宴飲文化的發展，首先離不開宮廷的強力推動。宋代以國家大宴為名的大型宴會活動包括“春秋大宴、圣節大宴、郊祀、藉田禮畢而舉行的飲福大宴等在內的一系列大型宴會”。據《宋史·禮志》記載，“凡國有大慶皆大宴”。此外，還有許多具有皇帝私人性質的曲宴、修書宴、曝書宴、觀書宴等，總之名目繁多。一般情況下，國家大宴時間相對固定，但遇特殊情況如自然災害、戰爭、喪葬，“甚至是國家科舉考試中的殿試等情況”，則需要罷宴。宋代對宴飲的重視還表現在，凡國家大宴朝臣無故不得請假，“每逢遇宴會，臣子稱病不赴者，朝廷派遣中使，醫官看驗真假，一旦發現虛偽造假，嚴格按照朝廷規定施行懲戒”。那些有幸參與宴會的人并不意味可以開懷大飲，“如果出現了諸如醉酒失態、拉扯閑談、大聲喧嘩、逾越座次等違背禮儀規范的言行舉止，則會受到相應的懲罰”。畢竟在等級森嚴的宮廷，莊重的禮儀秩序永遠不能丟。

　　眾所周知，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曾留下“杯酒釋兵權”的歷史典故。在這場特殊的宴飲活動中，宋太祖以一種“藝術”的方式，輕松化解了他對手握重兵的開國功臣群體的焦慮，構建了全新的君臣秩序。而在本書作者看來，宋代對宴飲確立的特殊地位，“是五代以來朝堂禮崩樂壞之后，北宋政權在建立之際，為了樹立起重建大一統國家禮制的堅定決心而做出的政治姿態；另外，考慮到宴飲活動本身的特殊屬性，凸顯宋代國家‘宴以示恩惠’的基本理念”。宴飲的初衷一方面是為了增加朝廷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則是宣示皇恩浩蕩，借此拉攏人心。實際上，類似大操大辦的宴飲活動不僅僅局限于宮廷，在地方各級機構中亦合法存在，“國家甚至專項撥款予以支持”。

　　宋代宮廷宴飲的秩序不僅表現在官階大小座次之別、飲酒順序異同，還表現在器具的差別。“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就明確規定，凡是器用，禁止表里涂抹朱漆、金漆，不允許以紅色為底襯。非三品以上官員、宗室、皇帝國戚，禁止使用金銀器。使用銀器，則禁止涂抹成鎏金色。玳瑁酒食器具，非皇宮大內一律禁止使用。純金器具，只有被皇帝賞賜者方可使用。”這一點，與歐洲皇室大都喜歡用銀制作餐具和擺件異曲同工，越是貴重，越能折射身份的尊卑。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民間風氣無疑是官方宴飲文化的延伸。在遠離宮廷的普通社會，同樣存在許多宴飲，有的與今天大體相同，如婚喪嫁娶，或重大節日等。最具雅致特點的可能是文人的宴飲。眾所周知，宋代詩詞文化是中華歷史上的又一高峰，涌現出大批以詩詞聞名后世的文人。宋代文人寫詩作賦，有時源自宴飲場合的詩詞游戲，有時則來自于宴飲與山水結合后的澎湃激情流露，如蘇軾的《赤壁賦》里就有“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

　　宋代宴飲文化還充分表現在對外來使的差別化接待。“契丹使者安置在都亭驛，西夏使者在都亭西驛，而高麗使者安排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另有回鶻、于闐等使者則安頓在禮賓院，其余諸番使者一般安頓在瞻云館和懷遠驛”，契丹來使的“接待規格和禮儀等級居于各方來使之首位”。

　　宴飲禮儀風氣的興盛，刺激宴飲文化的飛速發展。南宋國力雖不及北宋，但在宴飲方面一點都不含糊。“南宋時期，臨安城里有專門負責提供公私各類宴會服務的商業組織——四司六局”，分工日益詳細繁雜。同時，人們對食材的要求開始從味覺轉向視覺，“對食材進行雕刻裝飾”日成風氣，有的雕刻僅僅“為席而上的看菜”，極盡奢侈。此外，宴飲文化同時大大刺激了“用于娛賓遣興的雜劇表演”。目睹南宋朝廷歌舞升平的宋代詩人林升，曾在詩中發出靈魂叩問：“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隨著近年宋史研究走熱，宋代經濟的繁榮程度令人驚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此時正經歷中世紀最為黑暗的時期。宋朝國力的繁庶與強大不應否認，但也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文頭所敘宋神宗熙寧二年舉辦大宴的這年，王安石走馬上任參知政事，次年便推出均輸法、青苗法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通過改革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實際是解決日益枯竭的財政危機。作者對宋代大規模宴飲活動有個初步的統計數據：“南北兩宋，一共有18位皇帝，舉行祭天大禮共105次，包括南郊大禮57次，其中北宋38次；明堂大禮48次，其中北宋17次，南宋31次。”宋代宴飲文化的毫無節制，必然造成巨大的財政壓力。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眾多原因中，肯定少不了一些人對宴飲陳規陋習的頑固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