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基于翻譯和傳播的視角

　　　【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作者：王建華（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教授）

　　中國文化走出去離不開翻譯和傳播。過去二十多年，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推出了“中華學術外譯”“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翻譯項目，不斷拓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本文謹以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和傳播為例，淺析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

　　6月1日，白俄羅斯孔子學院師生在明斯克“茶和天下·雅集”活動上表演舞龍舞獅。新華社發

　　　　一

　　譯作能否被廣泛接受，跟所翻譯內容、翻譯質量以及讀者的文化心理、閱讀習慣等都有直接關系。

　　選擇合適的翻譯內容。中國文學作品卷帙浩繁，不同的作品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影響力。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要優先選擇這樣的作品來進行翻譯：具有一定的流傳性、經歷了一定時間的檢驗、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能夠觸動人的心靈、能產生揚善抑惡的效果。關于這些標準，大家都有共識。同時，所選的作品還應具有巨大的多向闡釋空間，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多層次解讀，這樣的作品才能滿足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需求。在這方面，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四大名著”最具代表性，僅《紅樓夢》就被譯成了近30種外國文字。過去幾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外國人既希望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又渴望了解中國成功的密碼以及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因此，除了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還應翻譯更多反映當代中國人生活的作品，這樣更有利于建構外國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

　　尊重外國受眾的文化心理和閱讀習慣。由于中外文化差異，我們對外國受眾的文化心理和閱讀習慣把握還不夠準確，翻譯的一些作品外國讀者并不喜歡。譯作的受眾分為普通讀者和專業讀者兩類。普通讀者比較關注譯本語言和表達的通俗易懂，專業讀者更關注譯本內容的思想性、藝術性。翻譯作品時，除了要注意文字、語法的準確性，還要考慮譯作受眾的身份、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后者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譯作的接受度和傳播力。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外國讀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接受中，作品的非文學價值受重視程度要大于作品的文學價值，一些譯者以滿足讀者需要為由，或者為商業利益所驅，對原著隨意刪改，既影響了原著的完整性，也損害了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形象。因此，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對外國受眾應理解而不迎合、尊重而不取悅。

　　選擇合適的出版機構。成功的作品外譯，翻譯發起主體多為國家大型出版社,同時多采用中外出版機構合作的方式。這是因為國內大型出版社翻譯力量比較雄厚，而國外出版社最了解當地讀者的接受習慣和市場需求。中外出版機構合作翻譯中國文化文學經典作品，能在最大程度確保譯文準確性的同時，又讓譯文在國外更有傳播力。以《千字文》的外譯為例，早在18世紀，《千字文》就被外國傳教士翻譯到西方，到甲午戰爭前，平均每10年就有一個譯本出現。但這些翻譯文本，要么語言晦澀難懂，要么存在各種錯誤，有的甚至還夾帶私貨，在譯文中加入宗教內容。后來，一些漢學家和中國譯者加入《千字文》的外譯，但由于譯者背后缺少大型出版機構的支援，翻譯和出版過程中依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一直到21世紀，《千字文》的外譯才逐漸采取與以往不同的方式。中譯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華語教學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國內專業出版社以及新加坡的Aisapack等外國出版機構加入進來。這一時期外譯的《千字文》，不僅內容更加準確，而且尊重原文文體特點，譯文韻式齊整，讀起來朗朗上口。近年來，為推動中國圖書外譯，國內出版社積極與國外出版機構合作，已取得不少成績，這非常值得肯定。

　　選擇合適的譯者。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紐馬克認為，“任何一種重要翻譯都應該由兩個譯者共同完成——一個是慣用目的語的譯者，另一個是慣用原語的譯者”。具體到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要中外譯者通力合作。第一種合作方式，母語為外文的譯者在母語為中文的譯者的幫助下充分理解原文后進行翻譯，比如《紅樓夢》譯者楊憲益與戴乃迭，二人是夫妻關系，楊憲益的中國傳統文化造詣深厚，且曾留學英國，而戴乃迭的父母都是英國人，但她小時候曾在中國生活，對中國文化十分感興趣，還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楊戴二人以“雙劍合璧”的方式實現優勢互補，他們翻譯的《紅樓夢》成為英語世界最負盛名的兩個版本之一。《道德經》（譯者馬悅然與陳寧祖）、《紅高粱》（譯者陳邁平與陳安娜）、《狼圖騰》（譯者葛浩文與林麗君）等的外譯也都采取這種方式。這些作品的兩個譯者，一個母語為中文，一個母語為外文，在翻譯中，雙方密切配合，取得了“1+1＞2”的翻譯效果。第二種合作方式，母語為中文的譯者完成翻譯后，由母語為外文的譯者進行潤色審稿。比如，我國著名翻譯家許夢雄當年翻譯完《子夜》，巴恩斯對譯文進行了加工潤色；翻譯完《暴風驟雨》，戴乃迭和陳必娣對譯文進行了潤色修改。不管哪種翻譯合作方式，都需要既熟悉中文、又熟悉中國文化的外國翻譯者的協助。可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翻譯中國文學的外國譯者太少，這成為制約中國文化走出去在翻譯環節的一大障礙。從長遠計，一方面我們要助力中文在世界上的推廣，讓更多外國人了解中文、掌握中文，為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打下基礎；另一方面，要為中外譯者合作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提供便利條件和必要支持。

　　1958年英文版《紅樓夢》，麥克休姐妹譯 資料圖片

　　1973—1986年英文版《紅樓夢》，霍克斯、閔福德譯 資料圖片

　　1958年英文版《紅樓夢》，王際真譯 資料圖片

　　二

　　一部文學作品要走出去，翻譯只是第一步，在翻譯之外，還需要做好傳播推廣。

　　媒體傳播在宣傳推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媒體包括報紙、期刊、網絡等不同類型，雖然網絡媒體的受眾更多，但從傳播效果看，外國讀者似乎更認可刊登在報紙、期刊尤其權威報刊上的圖書推介信息。以法國為例，《世界報》《費加羅報》《解放報》等法國全國性日報都會定期發行文學副刊，刊登書界新聞和文學評論，是各大出版社推介圖書的重要陣地；《文學雜志》等刊物也是傳播書訊的重要平臺。中國當代作家余華、畢飛宇、殘雪、池莉、韓少功、賈平凹、劉震云、蘇童、王安憶等人的法譯本作品在法國十分暢銷，法國權威媒體的推介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來自歐洲媒體報刊數據庫的相關文獻顯示，過去三十年，法國各大報刊對上述中國作家都有較為持續、穩定的關注，對他們的報道從幾十篇到上百篇不等。有意思的是，法國報刊對這些作家及作品的報道與這些作家的作品在法國的發行量和受關注度呈正相關態勢。這給我們提供了經驗：中國文學在走出去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國外權威報刊的報道和書評，一些書評有時甚至能發揮“一錘定音”的作用。

　　圖書館被稱為“知識的殿堂”“文化的燈塔”。進入圖書館的圖書，流傳的時間更久，傳播的鏈條更長，影響的人也更多。因此，圖書館館藏量是衡量圖書傳播力、影響力的重要指標。楊憲益和戴乃迭的《紅樓夢》譯本被451家海外圖書館收藏，霍克斯、閔福德的《紅樓夢》譯本被616家海外圖書館收藏，它們是業界公認的《紅樓夢》最好的兩個譯本。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走出去的典范之作，葛浩文與林麗君翻譯的《狼圖騰》，更是被1112家海外圖書館收藏。由于缺乏營銷渠道，一些優質中國文學作品，可能一時無法在外國圖書市場取得突破，但可以先通過贈閱等方式進入外國圖書館。一旦被外國知名圖書館收藏，就說明該圖書不僅質量過關，還是人類文明進程和文學史發展中值得留存的材料。有了圖書館的認可，再進入當地的圖書市場，就會減少很多障礙。

　　很多影視作品都改編自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熱播帶動文學原著熱銷的例子比比皆是，國內如此，國外也如此。比如，今年3月，改編自劉慈欣長篇科幻小說《三體》的同名電視劇在美國播出后，帶動了《三體》英文版小說的熱銷。近幾年，很多泰國年輕人自發組織翻譯《蘭陵王妃》《瑯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中國影視劇，由此也帶動了相關中國網絡文學作品在泰國知名度的迅速提升。中國文學走出去，可借鑒這方面的經驗，不拘泥于直接以外文譯作的形式走出去，可以先改編成電影、電視、歌劇、舞蹈等，借助這些藝術形式在國外形成影響、獲得口碑，然后再推動譯作走出去。

　　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最終目的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小學生正處在求知欲最強的階段，若能引起外國中小學生對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興趣，那將對擴大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極為有利。在我國，莫泊桑、莎士比亞、海倫·凱勒等外國作家的作品，不僅被列為中小學課外推薦讀物，有的還進入了中小學語文教材。目前，很多國家興起“漢語熱”，可以嘗試推動中國文學作品進入外國教材。若能成功，將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產生深遠影響。

　　從實踐中看，中國文學最近幾年走出去的道路越來越順暢，這背后是一個日益強大起來的中國。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世界迫切希望了解中國，而文學是了解中國最為重要也最為便捷的途徑之一。熱愛中國、關心中國的外國讀者越來越多，為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了土壤。有了讀者，出版機構就有動力去關注和挖掘中國作品，而走出去的中國文學作品越多，就越容易形成集群效應，讀者群也就更加穩固。正如作家麥家所說，今天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中國的聲音、腳印、影響力，它強大到已經無人敢忽視，世人都想了解它，而文學作為了解一個國家和民族最便捷的途徑，便迎來“鴻運”，受到矚目。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牽涉面廣、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因此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對此既要堅定信心，也要保持耐心。同時，文化的交流是心靈的交流、情感的溝通。這提醒我們，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須力戒焦躁心態或強加姿態，應堅定文化自信、尊重文化差異，敞開心扉與世界溝通交流，在文明交流互鑒中，讓世界看到中國文化的活力和魅力。

　　《光明日報》（2024年07月0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