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四川大學教授項楚數十年鉆研校勘考據——在古典文獻中潛心求索（講述·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

　　人物小傳

　　項楚，1940年生，浙江永嘉縣人，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現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精于校勘考據，形成了獨有的治學特色，三次榮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曾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四川省社會科學杰出貢獻專家”等榮譽稱號。著有《敦煌文學叢考》《寒山詩注》《敦煌變文選注》等專著，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2019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了《項楚學術文集》。

　　初見項楚（如圖，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供圖）是在海南三亞。雖是度假，但陽臺的書桌上，仍擺放著從四川家中帶來的典籍、論文和工作筆記。妻子陪著小孫女在一旁玩耍，他則沉浸在新作校閱當中，自成一方天地……在過去的數十年中，項楚常常是這樣，一個人在書海中潛心求索古典文獻的真知。

　　年少游書海

　　“站在書店一天，腿都麻了，興致也不減分毫”

　　在項楚兒時的記憶里，父親愛逛書店，他每每跟著，逐漸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讀什么書父母從不干預。那時站在書店一天，腿都麻了，興致也不減分毫。”回憶童年，項楚說，鼓勵閱讀的家庭氛圍塑造了他樂于鉆研的性情。

　　初中時，項楚在書店看到了《詩境淺說》，是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俞平伯的父親俞陛云為后人講詩的講稿。他很喜歡這本書，并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古代文學書籍，關注點逐漸聚焦。寫作文時，他還試著采用文言或古體詩，老師讀后連連贊嘆。

　　回首年少遨游書海的時光，項楚認為，通過閱讀，他攝入了大量知識，不僅逐步找到了興趣所在，而且養成了自學的能力，為后來的學術研究工作打下基礎。

　　1962年，項楚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正逢四川大學中文系首次招收研究生，項楚通過考試，師從古典文學專家龐石帚。

　　項楚回憶：“在龐老師的家里，我們兩人常常各自一盞蓋碗茶，邊聊邊學。”一次，老師給項楚布置任務——點讀唐代著名學者李善注的《文選》。全書近200萬字，也無斷句，怎么辦？“下定決心就安心鉆研，總會有收獲。”項楚硬著頭皮一邊精讀一邊為文章標點，書中古文的語言風格、社會背景、典章制度等知識不斷涌進腦海。這也為他形成“精于校勘考據，擅長融會貫通”的治學風格打下了基礎。

　　甘坐“冷板凳”

　　“要‘鉆’進那個時期的生活細節里”

　　項楚與敦煌結緣來自兩件事。

　　1976年初，他在《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工作，負責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眾多文獻里，分給他的恰好是一本《敦煌變文集》，由此他接觸到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唐五代變文、歌辭、白話詩。有新知，更有不解。他意識到自己的學術研究將迎來一次大轉向。

　　1978年，他讀到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后深受感動，以此為靈感創作的敦煌題材劇本被搬上熒幕，還獲得了赴敦煌體驗生活的機會。那時的敦煌還是一片荒涼，項楚每天盼著陽光照亮漆黑的莫高窟，抓緊時間觀摩這些壁畫和文字，醉心研究其中的奧秘。半個月后，他走出沙漠，心卻留在了那里：“敦煌研究有大片空白等待我們去填補。”

　　敦煌變文原卷文字錯漏嚴重、俗別字多，而且大量使用少見的唐五代口語詞匯，校理困難。變文原件大多流散，項楚能找到的大多是輾轉得來的二手材料，工具書更是匱乏。

　　“敦煌文學反映時代背景紛繁復雜，要‘鉆’進那個時期的生活細節里。”項楚的辦法，是回到萬卷書中尋找答案。

　　“帶著滿腦袋的問題去讀書，不斷發現并解決新問題。”項楚在歷史的長河中尋找著蛛絲馬跡，成千上萬次地糾正誤錄、辨明俗字，敦煌學的知識像雪球般越滾越大，已有的知識又彼此搭橋，逐漸形成自己的治學路徑和治學領域。漸漸地，項楚的研究領域從文學擴展到語言學、文獻學等。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評委會決定把一等獎獎章授予項楚，評語是：“項楚的論文立論嚴謹，不為牽強附會之辭，征引繁富，考證精詳。”

　　項楚感慨：“一門學問入門不難，但想深入就得肯下苦功夫、甘坐‘冷板凳’。”

　　1985年，一場學術會議后，項楚見到了季羨林、王永興、周一良、宿白等學者，他們鼓勵項楚抓緊為王梵志詩校注。

　　回到成都后，項楚每寫五六萬字，就用航空掛號信寄到北京，前后郵寄了七八次。1987年，約50萬字的《王梵志詩校注》的初稿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上全文刊載，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更待后來人

　　“打牢做學問的基本功，在學術積累中觸類旁通”

　　在項楚看來，對于敦煌文獻的校勘和研究，學者的責任是恢復文獻真貌，解釋文獻真意。“假如沒有任何根據地隨意亂說，則愈校勘愈失真，愈解釋愈混亂，這真是古人之大不幸。”項楚說。

　　秉承扎實的學風，40多年來，項楚撰寫出版了《敦煌文學叢考》《寒山詩注》等多部專著，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他先后領銜創建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和中國俗文化研究所。2000年9月，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被批準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此后產出了一大批高質量、有影響的學術成果。

　　“古白話此前不受重視，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呂叔湘先生等一批學者的努力下，這一學術領域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幸運地趕上了時代機遇。”“我的《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是以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辭總編》為出發點進行的新探索、補正之作”……采訪中，項楚細細講述其他學者對自己的關懷和幫助。

　　而他也在不遺余力鼓勵后學。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涌泉說：“在我感到迷惘困頓的時候，得到了項老師的鼓勵。撰寫《敦煌俗字研究導論》時，從論文框架的構建到最后的定稿，項老師都給予悉心指導，此文后來受到了學界的肯定，對我繼續學術生涯是很大的激勵。”

　　每學年“敦煌文獻”開課時，項楚會給學生精心挑選尚未經點校、釋讀或研究的敦煌卷子復印本。“我希望以此方式督促學生打牢做學問的基本功，在學術積累中觸類旁通。”項楚說。

　　項楚時常勉勵學生治學要謙虛，但也不能妄自菲薄，要具有挑戰權威的勇氣。如此，敦煌學才能不斷煥發新光彩。

　　記者手記

　　皓首窮經 熱愛不減

　　憑著對敦煌文學作品的熱愛，項楚在40多年的敦煌學學術生涯里，坐“冷板凳”，啃“大部頭”，心無旁騖，醉心研究，皓首窮經，熱愛不減。

　　在項楚看來，和當年有限的研究條件相比，現在的條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做學問所需要的專注、刻苦等意志品質卻從未改變。期待更多青年學者能如項楚等老一輩學者一般，不為雜念所擾，在各自領域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為學術研究不斷取得新突破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