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晶（中國傳媒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朱弁系南宋士人，字少章，號觀如居士，歙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弁為中國詩學史留下了一部知名的詩話著作，即《風月堂詩話》。這部詩話作于羈留金朝期間，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說：“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考庚申為紹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羈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九十五卷）《風月堂詩話》作者自序稱“庚申閏月戊子觀如居士朱弁敘”，即宋紹興十年閏六月初六日，此時作者尚羈留于金朝。《風月堂詩話》中所談論者多是在宋時議論所得，卻體現出獨特的詩學觀念。文學批評史家郭紹虞先生評述《風月堂詩話》時說：“然則是書乃在金時作，而其所論則猶是在宋時談論之所得也。跡其交游，多在諸晁，晁叔用、沖之，晁以道、說之，晁無咎、補之均較有名，至如晁伯宇、載之，晁季一、貫之，其名較晦，而軼事斷句每賴以傳。是則風月之談，正有足征一時文獻者矣。”（郭紹虞《宋詩話考》）

　　朱弁論詩，以“體物”作為其詩學思想的核心命題。以筆者的理解，朱氏所說的“體物”，拋開使事用典的“古人畦徑”，直接從客觀對象中獲得詩的感興與體驗，準確生動地刻畫出對象的特征，并且傳達出自然造化的生命律動。如《詩話》中說：“詩人體物之語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為題而作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而賦詠興焉，皆仿詩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夸也。梁庾肩吾《應教詠胡床》云‘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是也。至唐杜甫詠蒹葭云：‘體弱春苗早，從長夜露多。’則亦未始求故實也。如其他詠薤云：‘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黃粱》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則于體物之外又有影寫之功矣。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己嘗舉老杜詠子規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棲。客懷那見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其所熔裁，殆別有造化也。又惡用故實為哉！”（《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朱弁所舉之例，都是以自然物象為描寫對象的佳作，而都是出自詩人的獨特審美體驗，而非求之于故實。“體物”的命題，出自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陸機的文論經典《文賦》，其中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張少康《文賦集釋》）人們更多地關注的是，“詩緣情”的美學內涵，以至于成為在詩學史上與“詩言志”并行的詩歌基本創作理念。“體物”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實際上，“體物”作為詩學命題，包蘊了中國文學在創作方法上向刻畫事物形象的方面發展的重要契機，也是中國美學意象范疇發展的重要基礎。現有的意象研究，恰恰是忽略了“體物”對意象范疇走向深化的深刻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陸機《文賦》在其自序中所表述的：“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張少康《文賦集釋》）《文賦序》中所言，既說明了作者的寫作動機，同時也提出了重要的理論問題。“物——意——文”三者之間的關系，實際是文學創作中意象創造的根本問題。“體物”與“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或者可以說，賦是以“體物”為其基本方法的。作為藝術手法的賦，其含義主要是以鋪陳描摹，而后來作為文體的賦，也是要對客觀對象進行窮形盡相的鋪陳描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篇中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在同篇的贊語中，劉勰又說：“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把賦的“體物”作為美學特征加以概括。朱弁所提出的“體物”，其基本方法是“不求故實”的描摹對象的特征，在此之上，“又有影寫之功”。從作者所舉之例可以分析出，所謂“影寫之功”，是在摹寫對象特征的同時，進入了意象創造的層次。

　　“體物”的創作手法，不惟是描摹對象的表層形象與特征，更應攝寫描寫對象的內在神韻。在《風月堂詩話》中，作者表達了這種觀念，他說：“晁察院季一，名貫之，清修善吐論。客言東坡嘗自詠《海棠》詩，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之句，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奪將來也。’客曰：‘坡此語蓋戲客耳，世豈有奪造化之句！’季一曰：‘韓退之云：妙語斡元造。如老杜落絮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雖當隆冬沍寒時誦之，便覺融怡之氣生于衣裾，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動蕩人思。豈不是斡元造而奪造化乎！”朱弁所舉的東坡詩句以及晁季一所說的“斡元造”，都是深得對象神髓而能運人心魂之作，遠非那種皮相的描摹。

　　“體物”在朱弁的詩論中，不僅指一般的物象摹寫，也是指詩人所親歷的境界。這是超越了對一事一物的描摹而在親歷的感興中所獲致的審美體驗。尤其是在奇崛不凡的征行經歷中身心融入自然造化，使其作品帶著“大化”的脈息。用朱氏的話來說，這便是“奪造化”。朱弁最為推崇的是杜甫的由秦入蜀的組詩，《詩話》中連論數則：“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理暗楫，歌嘯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迥眺積水外，始知眾星乾。遠游令人瘦，衰疾慚加餐。此《水會渡》詩也。”“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后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老杜《劍閣》詩云：‘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誦此詩，謂人曰：‘此四句蓋劍閣實錄也。’”杜甫的入蜀紀行組詩，真切地記錄了詩人入蜀途中艱難歷程，刻畫了一路上的奇險山川，同時也抒寫了詩人獨特的審美體驗。明代著名詩評家鐘惺評此云：“老杜蜀中詩，非唯山川陰霽，云日朝昏，寫得刻骨。即細草敗葉，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載之下，身歷如見。”（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朱弁之所以從“體物”的角度高度贊賞入蜀詩，在很大成分上與自己從南方出使塞北、親歷了北方山川物候的感觸密切相關。他認為杜甫的入蜀詩正是“體物”為詩的典范。

　　“體物”的詩學觀是撤去故實之屏障，而以親歷來攝寫物象。從這個意義上，朱弁對蘇軾極度推尊。他在《詩話》中評蘇軾詩文：“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黃魯直（黃庭堅）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謂東坡過海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蘇軾寫在海南時期的詩詞，乃是其人生艱難際遇的饋贈，倘無謫居海南的經歷，那些海南時期的名篇佳什，也就無由產生了。從蘇黃比較的意義上來看，似乎算得上是魯直的“不幸”了。朱弁還有對黃庭堅詩法的獨特之見，認為“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比起宋金時期一般性的議論蘇黃優劣，確實要“棋高一著”了。朱弁的“體物”詩學觀念，是以“自然”為其旨歸的，《詩話》中此類論述甚多，但是呈現“自然”的審美形態的手法，在“體物”中卻又并非僅是直白地鋪敘，如能達到杜甫詩作的那種渾成之境，即是好詩佳作。這又與金源詩學中后來的王若虛一味地揚蘇抑黃，頗有不同之見了。郭紹虞先生有論詩絕句評《風月堂詩話》云：“不被豫章瞽說蒙，獨排來歷異時風。西崑別衍西江水，一著更高識涪翁。”可謂對朱弁的“體物”詩學的中肯之評了。

　　《光明日報》（2024年04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