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疆千里光像磁石一樣吸引著野生動物。選自《野草：野性之美》

《野草：野性之美》 [英]加雷思·理查茲 著 光合作用 譯 譯林出版社出版

《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 [日]久保輝幸 著 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植物名釋札記》 夏緯瑛 夏經林 著 中華書局出版

《香港方物志》 葉靈鳳 著 余婉霖 繪 商務印書館出版

《游隼》 [英]J.A.貝克 著 李斯本 譯 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

　　■李濤

　　辛稼軒晚年有一闋《賀新郎》云：“惠子焉知濠梁樂，望桐江、千丈高臺好。煙雨外，幾魚鳥。”人就是這般，老去方知萬事空，富春江上，雨霧釣臺，魚鳥之戀是多么的美好啊。而春天，翻閱一些博物學的閑書，也是一件或許無用，卻很美好的事。

　　從無用的雜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質來

　　近期出版的《野草：野性之美》是其中之一。50種世界各地的野草，風吹哪頁讀哪頁，先撿那些熟悉的名字看：牛蒡、雛菊、大葉醉魚草、苦苣菜、原拉拉藤、藍鈴花、野芝麻、虎杖、婆婆納、野豌豆，手繪博物畫插圖有130余張之多，文字倒是簡略，對需要了解更多野草知識的讀者，略有不滿足，不要緊，英國博物學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妙不可言的《雜草的故事》，前幾年有了中文版，你可以找來讀。

　　這兩種關于雜草的書都來自英國，我們中國也有一本小書不可忽略，即周建人著《田野的雜草》，這是三聯書店1949年6月出版的，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之一種，小32開，只有70頁。全書分為“引言”“春季常見的雜草”“野草的生命”“夏季常見的雜草”“花的構造及與外界的關系”“到了秋天”“在冬季里”“結束的幾句話”八個部分。作者的用意，“是拿自生在田邊、路旁、河畔等處，平時看作不大有用處的草類來講，使讀者對于那些草認識得更明白些……可能會從無用的雜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質來呢”。

　　寒齋所藏為1950年4月第三版，已經印到一萬冊。這本小書后來似乎未再版，十年前偶然發現被收入《花鳥蟲魚及其他——周建人科學小品選讀》一書，書中還有周氏其他40余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他在博物學方面的成就。

　　中國古代的博物學著作極為豐富，盡管與后來誕生于西方的博物學不完全一致，但自有其體系。大名鼎鼎的《本草綱目》，其內容涉及了文學、歷史、天文、地理、地質、生物、化學等多學科知識，可謂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是敘述自然即動物、植物和礦物的種類、分布、性質和生態等的最古學科之一，博物學家是“對博通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專家的尊稱”。在我看來，他們不僅博學，更是一些勇敢的人，他們生產出無數今天已成為常識、甚至婦孺皆知的知識，然而，這一行當在今天卻似已步入黃昏。

　　既可格物致知，也可托物言志

　　無用的博物學，因了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推動，不時出現在新書訊息中，梭羅的《野果》、澀澤龍彥的《花逍遙》、卡拉納皮的《本草：李時珍與近代早期中國博物學的轉向》、范發迪的《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諸書，令讀者愛不釋手。

　　去年讀到兩種新書《植物名釋札記》《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一本討論中國植物通俗名稱的來龍去脈，一本深入厘清有宋一代植物譜錄的發展脈絡，都是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前者為已故的夏緯瑛先生耗盡畢生心血完成，在中國典籍中，植物的同物異名、同名異物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夏先生認為：“一個植物名稱本身，就反映著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們先人對這種植物的認識程度。”數十年中，他遍翻古籍，行萬里路，直到晚年因雙目失明，無法繼續。比如“牡丹”，他注意到，歷來醫書均未釋名，他通過辨析指出，“‘牡丹’者，以其根皮之赤丹而為名，‘牡’字無義。”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的植物名稱辨析，不唯從語言學出發，是在大量的植物調查基礎上進行的，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與《植物名釋札記》筆記式行文風格不同，《與花方作譜——宋代植物譜錄循跡》是一部厚重的專著，作者久保輝幸是在中國工作的一位日本學者，他注意到植物譜錄這一類專著在宋代的大量出現，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多停留于古代科技成就方面，他的研究更多關注這些譜錄的作者的人生經歷與時代背景，闡明這一類出版物的興盛與當時社會的關系，讀來饒有興味。據作者的調查，宋代花譜中，有牡丹譜15部、芍藥譜四部、菊花譜八部、梅花譜四部、蘭花譜和海棠譜各二部、玉蕊花譜和瓊花譜各一部，以及綜合性花譜四部，此外尚有經濟植物譜錄26部，但動物譜錄僅有區區四部。在對這些譜錄進行文獻學考察后，作者發現，北宋時期作者的思維明顯帶有“格物致知”的學術精神，而南宋時期作者則更傾向于以種植行為表現其隱遁的生活態度。這一點，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一書中“牡丹的誘惑：有關植物的寫作以及花卉的美”一章亦有相關論述，盡管二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可以參照閱讀。

　　博物學給予一個普通讀者的幫助與欣喜

　　以上中日學者的兩本著作，都是需要潛心多年，甚至需要一種不計實用的態度方可成就，其成果亦可資學術領域之外的普通植物愛好者閱讀，但現實中，常有一種跨界的博物學寫作者，他們的著作另有其有趣之處，比如葉靈鳳。

　　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1958年在香港中華書局初版，收入作者在1953年間陸續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的112篇短文。葉氏在“前記”中說：

　　我將當地的鳥獸魚蟲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自己的一點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

　　翻看目錄，“香港的香”“一月的野花”“新蟬第一聲”“海參的故事”“香港的野鳥”“香港的蜘蛛”“水仙花的傳奇”，看了這些標題就明了書的內容。查《葉靈鳳日記》：

　　1952年12月25日 約了高雄夫婦及《大公報》的劉芃如夫婦來吃晚飯……芃如約為《大公報》的副刊“大公園”寫一關于香港草木蟲魚的連載。

　　1953年1月21日 自元旦起，開始在《大公報》的“大公園”寫《太平山方物志》，記本港的鳥獸蟲魚和人情風俗，每天約一千字。

　　1953年1月23日 寫《太平山方物志》，自今年元旦開始，每天寫一篇，已寫了二十多篇了。只是這題目是不能長期寫下去的。

　　1953年2月3日 寫《太平山方物志》。就要過舊歷年了，又要準備一些過年風俗的資料。

　　據《葉靈鳳日記》可知，《香港方物志》中的短文，最初發表時總題為《太平山方物志》，署名“南村”。葉靈鳳當時每日要寫4000字，有時一天寫了6000字，其中就包括了這《太平山方物志》，因此他曾擔心不能持續，不僅是精力，更多的是博物學材料的儲備。多年前讀過香港南粵出版社所出葉靈鳳《花木蟲魚叢談》，驚訝于這位當年“創造社小伙計”的知識淵博，讀了《香港方物志》則又對其背井離鄉后的生活多了些了解。在日記中，他曾慨嘆某一類文章“寫得太多了，也覺得索然無趣”。但稿費一到，女兒已等著要上街買新大衣了。賣文為生之不易，于此可見矣。無用的博物學，卻可為潦倒文人之生計。

　　“今年立春早，不僅紅棉開了，就是杜鵑也開了。”葉靈鳳在日記中寫道。很快，幾乎同樣的句子出現在他的《英雄樹木棉》一文中。每天不是爬格子就是匆匆往來于報館與寓所，葉氏的生活遠不如那些著名的博物學家輕松自在。

　　英國人約翰·亞歷克·貝克，是我們不太熟悉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只寫作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名為《游隼》，幾年前介紹到中國，數次重印。據說作者一生都生活在英格蘭東部一個鄉下小鎮，本書是他十年間追尋游隼的筆記，他的原則是：

　　我嘗試將一切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保存下來：鳥、觀測者，以及這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我描述的每一件事都發生在觀測當下，但我并不認為忠實的觀察和記錄就足夠了。觀測者的情感與行為也同樣是重要的數據，我必如實記載。

　　作者的筆觸精致而寧靜、有詩意。

　　四野寂靜無聲，迷霧之中，萬物朦朧而神秘。一陣冷風吹過，云層堆疊了整片天空。麻雀躥過落葉的樹籬，沙沙窸窣，如小雨紛紛。歐烏鶇叫嚷起來。寒鴉和烏鴉站在樹枝上窺探下方。我知道，游隼就在這片田野中，但我就是找不到他。

　　他觀察游隼的追逐、捕殺、進食、休憩，沉迷期間，物我兩忘。研究者指出，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英國，農藥的大量使用使得游隼的數量急劇減少，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是游隼乃至人類自身的挽歌。

　　我注意到近年國內也有作者將注意力集中到類似的領域，盡管在當下大學的學科分類中，沒有博物學的位置，但“博物”一詞卻日漸傳播開來。我本人的專業離博物學很遠，關于這個話題，理應由更有資格的專家來討論，我只是從博物學的邊上，分享一些它給予我這樣的一個普通讀者的欣喜與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