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文化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其博大的內容、獨特的思想和深邃的精神，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文化大山

　　《史記》是一座不同尋常的文化大山。它有五種體例，既各自獨立，又互相關聯，發揮獨特作用，形成完整序列，最大限度地展現了歷史全貌，開創了歷史記載的新體例，開辟了史學發展的新道路、新紀元，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

　　《史記》應時而生，順應了時代需求。秦始皇一統天下后，“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沒有來得及總結歷史經驗就已滅亡。漢高祖時期，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但也開始讓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歷史經驗。經過文景之治，社會穩定。武帝即位，“外攘夷狄，內修法度”，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出現興盛局面。鞏固王朝統治，需要文化思想上的統一。《淮南子》“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開始進行思想方面的綜合工作；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揚大一統；司馬相如的大賦，體現漢代大一統社會的思想觀念。宏闊昂揚的時代，應有一部史書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當朝服務。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生逢盛世，肩負起時代重任。

　　《史記》跨越時空，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中華民族從遠古的原始部落逐步發展為大一統王朝的歷史。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貫穿三千年歷史，記錄了四千多個人物，除漢王朝中原地區外，對周邊民族的記載遠及今天的中亞西亞，是一幅極為廣闊的歷史畫卷，具有世界史的意義。史學家呂思勉在《秦漢史》中對此予以高度評價：“通史之義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編，此通乎時者也。合萬邦之事于一簡，此通諸地者也。自古所謂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為限。當談、遷之時，所知之世界，固盡于其書之所著，則謂其書為當時之世界史可也。”這是此前史書所沒有的，也是同期世界其他國家歷史記載所沒有的。十二本紀所載王朝興衰更替，顯示了不同執政者的治國理念和君臣關系、君民關系，是政治學的典型范例。歷史如何由對神的崇拜發展到對人的重視，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等人如何認識社會，司馬談如何總結先秦諸子，都包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三千年歷史，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尤其是春秋戰國至秦一統天下、楚漢戰爭、漢匈戰爭，如何運籌、如何決勝，無不顯示著軍事學的謀略戰術。物質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不同時代、不同區域有不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手段，《平準書》《貨殖列傳》等就是古代經濟學的活教材。此外，《史記》還涉及民族學、外交學、天文學、地理學、災害學、醫學、農學、教育學、音樂學、建筑學等。

　　《史記》是由心血澆鑄而成的不朽巨著，關注的不是冷冰冰的歷史，而是鮮活的生命。司馬家族是史官世家。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后又跟隨孔安國、董仲舒學習，20歲時壯游天下，實地考察歷史遺跡，收集資料。司馬談臨終前囑其子：“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下決心要繼孔子作《春秋》。他因“李陵之禍”而遭受宮刑，想以死來洗刷恥辱，但又想，《史記》沒有完成，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于是，他從歷史上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悲慘遭遇中汲取精神力量，以超常的毅力，在逆境中堅持八年，最終完成《史記》，這是兩代人用“心”鑄就的歷史長城。司馬遷將自己的感情傾注在歷史人物身上，在《史記》中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如，《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魯仲連鄒陽列傳》：“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有時司馬遷則直抒胸臆，如《汲鄭列傳贊》借翟公所說“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揭露世態炎涼入木三分。《史記》也因此成為充滿情感的文化大山，被魯迅稱為“無韻之《離騷》”。

　　文化標識

　　《史記》在繼承前代文化的同時，進行新的創造，大膽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這是《史記》的思想內核，也是全新的文化標識。

　　把“人”放在關鍵地位。紀傳體以人為核心，原因是人的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先秦以來人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古代學者曾說司馬遷有“愛奇”傾向，實質上就是對奇人、奇事的推崇。司馬遷的筆下，不僅有歷代帝王、貴族，更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些丞相，“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雖然“列侯繼嗣”，但也不能進入傳記。相反，一些底層人物，如刺客、游俠、商人等，因有值得稱贊之處而進入傳記。社會歷史是人的歷史，人心向背關乎國家命運。仁愛之君，視民如子，得民心，得天下；殘暴之君，視民如草芥，失民心，失天下。《高祖本紀》中劉邦總結自己取天下的原因：“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劉邦認為，歷史的發展要靠人的力量來推動。《項羽本紀》中項羽臨死前稱“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司馬遷批評道：“過矣”“豈不謬哉”！顯然，他認為項羽失敗的原因并不在天命，而在于他本人。《伯夷列傳》甚至對“天道”提出疑問。司馬遷同時強調，人要順應時勢，社會發展靠人，但也不是靠一人之力。正如《劉敬叔孫通列傳》所說：“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

　　從“變”的角度認識歷史。司馬遷要通過歷史“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殷本紀》展現王朝興衰過程，“興”“復興”“衰”“復衰”“益衰”出現多次，線索清晰。《高祖本紀贊》說：“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說明漢采取了相應的變革措施，使社會得以進步。從秦楚之際到劉邦建國，社會急劇變化，《秦楚之際月表序》對這段歷史作了高度概括：“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指出陳涉、項羽、劉邦是這段歷史中的三個重要人物，觀察分析非常透徹。司馬遷也注意到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如“十表”，《三代世表》起黃帝，迄西周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滅；《秦楚之際月表》起陳涉起義，迄劉邦稱帝。司馬遷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陳涉起義、劉邦稱帝等作為“表”的分界線，可見他對歷史的敏銳觀察和深刻認識。《平準書》說：“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從“變”看歷史、社會、人物，考察“成敗興壞之理”，分析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可見其思想高度和獨特視角。

　　對傳統勇于突破。《史記》“整齊百家雜語”，但司馬遷不是雜家，而是融百家成“一家”。《史記》突破“為尊者諱”的史書傳統，敢于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丑惡行徑；儒家重義輕利，《史記》同時強調物質財富的重要性，表現出卓越的經濟思想；《史記》敢于歌頌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把他們比作湯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當別人對秦“舉而笑之”、譏刺其短命王朝時，《史記》能對秦的得與失進行冷靜的分析評價，認為“世異變，成功大”；《史記》還創立民族史傳，把中原以外的周邊民族納入華夏民族的版圖之內，記載他們與中原民族的交往，體現了新的大一統思想。用這樣的眼光看待歷史，體現了司馬遷非凡的識見。

　　文化豐碑

　　《史記》又是一座巍峨的文化豐碑。

　　《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和漢代文化的代表。先秦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有神話傳說、謠諺詩賦、歷史記載、經傳雜說、諸子百家等。到《史記》，涓涓細流匯成大海，成為集大成的著作。《史記》是先秦以來巫、史文化的系統綜合；《史記》是對上古至漢三千年文化的大梳理，反映了文化發展的階段性和延續性；《史記》“整齊百家雜語”，是先秦以來各種學派思想的全面整合，反映了中華民族思想的發展變化；《史記》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大綜合，展現不同層次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史記》首次建立起中華民族完整的譜系。《史記》以黃帝開篇，具有深刻的意義。黃帝作為大一統的開始，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思想觀念，認為社會的發展需要統一。《五帝本紀》記述黃帝之后是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說他們都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歷史就從黃帝這里發源，綿綿不斷。不僅如此，各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如《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這些記載，共同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譜系，使我們明白中華民族的“根”在哪里，“源”在何處。

　　《史記》展現了中華民族精神。大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張騫通西域，司馬遷用“鑿空”予以高度評價，正是此壯舉，開啟了漢朝與西域諸國友好往來的大門，體現出中華民族開拓進取、建功立業的奮斗精神。孔子為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等，體現的是頑強不屈的精神。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晁錯“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等，體現出大膽的改革精神。屈原憂國憂民，卜式輸財為國，李廣、衛青、霍去病保衛邊疆等，是愛國情懷的體現。《史記》是一道歷史人物的畫廊，“脊梁”式人物很多，許多歷史人物已經成為精神象征和文化符號，深入人心。

　　《史記》是歷史人物生命的特殊載體，它歌頌真善美、貶斥假惡丑，體現了人性的多個層面，展示閃光人性的不朽魅力。有以仁愛著稱的國君如堯、舜、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文帝，知錯就改的廉頗，忠厚善良的張釋之，正直敢言的汲黯，仁愛士卒的李廣，誠實守信的季札，忠烈義氣的程嬰、公孫杵臼，義不帝秦的魯仲連，不知名姓的“漂母”身上也閃耀著性善的光芒。相反，有殘暴的桀、紂，指鹿為馬的趙高，阿諛順旨的公孫弘，殘忍兇狠的寧成等，給后人以警示。有些人物則體現出人性的復雜性，如商鞅、項羽、張湯等，引人思考。

　　這座文化豐碑，是界碑和分水嶺。《史記》的思想廣度和深度，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這座豐碑是美的體現。司馬遷在“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的前提下，施展文學家的才華，用美的語言、美的結構、美的藝術手法精心創作，鮮活再現歷史人物，后人從《史記》中既能得到歷史的教益，又能得到美的享受。這座豐碑引起人們強烈共鳴。司馬遷被歷史人物感動，從他們身上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再將其傳播給后人，正如明代茅坤在《茅廬門集》所說：“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這座豐碑，起到了以心傳心、以情傳情的作用。

　　文化鏈條

　　《史記》也是一根文化鏈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寫歷史的目的在于為現實提供有益借鑒。《史記》以“通”的形式，連接古今，影響世界。

　　連接傳統與現代。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史記》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如治國理政方面，黃帝“修德振兵”，德是關鍵。《殷本紀》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鄭世家》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都強調治國要以德服人。治理國家還要善于納言，周厲王不聽召公勸諫而導致亡國；秦王采納李斯《諫逐客書》，招攬人才，國力大增。如何理政，《酷吏列傳》《循吏列傳》等篇章中記載的人物，都可以作為典型案例。《楚元王世家》載：“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存亡在所任”。周文王訪賢得姜太公，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蕭何追韓信并委以重任，都表現了對人才的渴望。軍事方面，司馬穰苴、孫武、周亞夫的嚴厲治軍，田單的火牛陣、韓信的背水一戰，等等，都蘊含著軍事智慧。外交方面，子貢救魯，蘇秦、張儀合縱連橫，藺相如完璧歸趙、澠池之會，陸賈出使南越，張騫出使西域，流傳深遠。關于經濟，《貨殖列傳》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反對與民爭利，富有遠見。這些充滿智慧的思想，對于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連接中國和世界。《史記》具有很強的輻射力，且已超越國界。它首先在東亞文化圈傳播，據初唐李延壽《北史·高麗傳》，魏晉南北朝時期《史記》就已傳播到朝鮮半島；據覃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考證，《史記》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間由第一批遣隋使始傳至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有各種不同形式、不同版本的《史記》。后來，《史記》也傳播到世界各地，全球的《史記》研究也持續不斷。《史記》所體現的思想觀念、道德規范、價值觀念，對解決人類問題具有重要價值。如“和”的思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人性中對真善美的渴望，誠實守信的做人原則，團結友愛的處世之道，都是人類的共同追求。

　　隨著時代的發展，《史記》的價值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宋代鄭樵稱贊《史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作。”后來的史學，所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均采納《史記》開創的紀傳體形式。清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史記》高居榜首。文學史上，散文、詠史詩、小說、戲曲創作等把《史記》奉為經典，汲取營養的同時傳承其精神。《史記》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影響眾多領域的研究發展。作為一根文化鏈條，從漢魏六朝直到今天，《史記》的傳播和研究沒有中斷，甚至發展為“史記學”，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與精神財富。

　　（作者：張新科，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