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至今，我參加過大大小小數十場讀書會。在這些讀書會的現場，無一例外地會有讀者問：你是如何成為一個“作家”的？

　　我能理解提問者的好奇，因為我是個專業“混”菜市場十七年的小販。當“作家”二字無巧不巧地糅合在我的身上，產生了兩種效果。一種是感嘆：哇！菜市場賣百貨的三道販子竟然出書了！一種是猜疑：咦？菜市場賣小百貨的人還能出書？

　　說實話，“作家”的頭銜于我這樣隨性地“混”在菜市場的人而言，并無太大意義。做小販的收益支撐了我的生活，寫文章的愉悅豐富了我的閑暇時光，二者的作用互為補充。我能用相對順暢的文字記錄身邊平凡人的故事，還是源于兒時一些無意間堆積起來的閱讀基礎。

　　我的閱讀始于童年。在江蘇蔡家莊村，我的養父開了一間磨坊，磨坊里請了一個三十歲出頭的幫工，我叫他“石大大”。為了方便石大大休息，我爺爺把原先堆放雜物的西廂房騰了出來，給石大大搭了一張簡易床。石大大個子不高，斯斯文文，藍大褂子的口袋里常常揣著一本書。

　　廂房沒有門，小孩子能隨便進出，擺在枕頭邊的書很容易就落入了我的眼簾。記不清是哪一天拿到的第一本書、哪一本書，反正嘗到了閱讀的樂趣后，我就一頭扎了進去。石大大的書不定期更換，有《故事會》《今古傳奇》，也有《紅樓夢》《聊齋志異》《七劍下天山》《天龍八部》……新新舊舊，五花八門。

　　上世紀80年代的蘇中農村，小學生之間流行的多是小人書，我能連續不斷地讀到期刊和厚墩墩的小說，全托石大大的福。十一二歲的我，差不多讀四五年級吧，結構稍微復雜的字都不認識，懶得查字典，就生吞活剝地往前讀。傍晚，我從學校放學，匆匆忙忙寫完作業，立刻去石大大的床頭翻找書，騎在門檻上，一直看到奶奶點起油燈。星期天，大人們下地干活去了，院子里靜悄悄的。狗趴在墻邊懶懶地打著瞌睡，我捧著一本書在門前的水杉樹下，一坐半天。陽光穿過水杉樹葉細密的縫隙，掉在我的腳下，麻雀在我的頭頂嘰嘰喳喳。偶爾抬起頭，藍藍的天上，云朵白白胖胖。世界又明亮又美麗，又溫暖又動人。

　　職高畢業后，我嫁到浙東山區。結婚時一切從簡，房間里的桌子柜子早被婆家人用得舊舊的。其中一只鑲了厚玻璃的書柜里存放了幾十本書，也是舊的，有《青年文摘》，有古龍的武俠小說，還有裁剪和農業方面的工具書。當時的我，初來異鄉，迷茫且不安，那疊年代悠久的《青年文摘》居然成了我的床頭書。丈夫在市區上班，一星期回來一次，我與公公婆婆住一個屋檐下。吃了晚飯，我默默鉆進房間里，追兩集電視連續劇后，再擰亮臺燈，在昏黃的燈光下看一會兒《青年文摘》。關了燈，房間空蕩蕩的，我的呼吸清晰可聞。天亮了，我騎車穿過窄窄的弄堂去街上。后來，我在菜市場小區租了一間月租四百元的門面房，賣日用雜貨。

　　白天結束，黑夜續上。遠離父母親人的日子如同《青年文摘》泛黃的頁面，一天，一天，平平展展地攤開了。

　　2005年，我的兒子出生。再一年后，一個初夏的凌晨，我把因懷孕而關張的雜貨店里的幾大箱子積壓物品整理歸攏，拉到小鎮菜市場邊的馬路牙子上甩賣。往后四年，我的生活乏善可陳，一年到頭只干兩件事：上午擺攤賣貨，下午帶孩子。

　　我的寫作（姑且叫寫作吧）和我的閱讀一樣，是誤打誤撞，經不起推敲。孩子送進了幼兒園，午后的時間正好空出來了，我正好買了臺兩千六百元的組裝電腦，申請了個新QQ號。這“正好”莫名其妙地促成了我在網絡世界的信筆涂鴉。

　　當時寫了些什么呢？都是些沒頭沒腦的句子、段落、二三百字的短文，花啊，樹啊，風啊，雨啊，云啊，月啊，天啊，地啊，怎么矯情怎么來，一派酸文假醋的把式。

　　那樣的文字有水平嗎？有意義嗎？

　　肯定沒水平，但有意義！因為我發現寫東西的過程中，那些長久徘徊在心頭的煩惱與辛酸都煙消云散了。我不難過，不痛苦，不抑郁了。

　　我不緊不慢地寫了好幾年，篇幅越寫越長，從自己的童年往事、日常見聞寫起，菜市場人來人往，有些也成了我筆下的主人公。除了幾個外地的網友，沒有人知道我在寫東西。我像只呆頭呆腦的土撥鼠，在老宅那一點點屬于自己的角落，窸窸窣窣地打著洞。

　　我正式的閱讀應該開始在2017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前，一位姓謝的老師約見我。他肯定了我文字的同時，也要求我展開針對性的閱讀。汪曾祺和李娟的散文集是他首批的推薦。謝老師寬厚真誠，對后輩不吝關愛，多有提攜。直到現在，他只要覺得哪一本書適合我讀，就會通過微信告知我。

　　說實在的，我從無文學野心，三本散文集的出版都不在我的計劃中。人在他鄉，無所依靠，需要某種精神支撐，鼓舞自己，把自己填滿。否則，怎么站得住、挺得直。寫作于我，是出口，是陪伴。我在文字中仰望蒼穹，感受時空無限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