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王朝滅亡差不多600年后的春秋時期，商王朝的相關文獻已經逐漸散佚。對此，孔子曾發出“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的感嘆。在近代疑古思潮影響下，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曾一度受到質疑。那么，商王朝是如何確立信史地位的呢？

　　“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國的史學研究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出現了辨偽古史的運動，由此產生“古史辨派”。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顧頡剛，他在1923年《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想做一篇論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正式挑戰以往的古史書寫。

　　關于古史演變，顧頡剛指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越長；

　　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受疑古思潮的影響，中國上古史體系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胡適在致顧頡剛的信中說：

　　“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走上了科學軌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國信史被縮短到2500多年。

　　　　一片甲骨驚天下

　　清末民初，殷墟甲骨文、敦煌文書、居延漢簡三大史料的新發現，讓史學界開始重視地下文物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1899年，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從古董商人范壽軒手中收購了一批龜甲、獸骨，上面刻有文字，甲骨文由此開始被學界所熟知。與此同時，王襄、孟定生(中國現代金石學家、甲骨學家)也開始收藏甲骨，后者認為這些文字是“古之簡策”。

　　之后，甲骨文著錄和研究日趨增多。1903年，劉鶚出版《鐵云藏龜》，已經認識到甲骨文應是殷人的刀筆文字。不過，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于甲骨的出土地點，學界都不甚清楚。古董商人范壽軒曾對人說，甲骨出自河南湯陰。一直到1908年，在羅振玉(中國近代著名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的努力尋求下，才知道甲骨是出自河南安陽小屯。

　　隨著甲骨文的持續發現及甲骨材料的編印出版，學界對甲骨文的考釋，以及對甲骨文所蘊含的社會、制度等問題的研究文章如雨后春筍般涌現。1904年，孫詒讓所著《契文舉例》第一次對甲骨文進行考釋，雖然他的考釋存在很多錯誤，但篳路藍縷開創之功不容忽視。1910年，羅振玉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明確指出甲骨文是商王朝的遺物。此后，羅振玉先后著錄了《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考釋》《殷墟書契后編》《殷墟書契續編》等。

　　▲王國維(左)與羅振玉(右)。(圖片來源：中國新聞網)

　　“甲骨四堂”(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之一的王國維是甲骨文研究的關鍵人物。他提倡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互證的“二重證據法”，1917年發表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二文，從甲骨卜辭考證出商先公先王世系，并與《史記·殷本紀》《世本》所載商王世系相對照，證實了商王世系的可靠性。

　　這項研究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確立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同時也證實了《史記·殷本紀》《世本》的可靠性，增強了文獻中關于中國古史記載的可信性。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評價道：

　　“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除國內學者以外，海外學者也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材料的重要性，并以此開展商代史研究。

　　總而言之，由于甲骨文的發現，海內外學者逐漸認識到了商王朝的真實存在，人們重新找回了漸已模糊的商王朝歷史記憶。

　　　　大邑商：殷墟的發現與研究

　　甲骨文發現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揭開了安陽殷墟大規模系統性發掘的序幕。

　　殷墟遺址位于河南安陽市小屯村一帶，歷經數千年的滄桑巨變，大邑商早已不復，但考古學打開了一條通往商代歷史的道路。

　　1928年10月，為了尋找甲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董作賓到河南安陽殷墟開展第一次發掘。這次發掘是中國學者首次獨立開展的大規模系統的田野考古發掘，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這一年的安陽殷墟的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真正開端。

　　經過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文共有三次重大發現。第一次是1936年發掘的小屯YH127甲骨窖藏坑，坑內一共清理出了刻辭甲骨17096片，其中僅有8片卜骨(占卜所用的動物骨塊)，余者皆為卜甲(占卜時用的龜甲)，都屬于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位國君)時期。第二次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甲骨坑內發現刻辭甲骨5335片，其中卜甲75片，余者都是卜骨，其年代爭論很大。第三次是在1991年，花園莊東地灰坑H3內發現甲骨1583片，其中刻辭甲骨579片，以大版卜甲為主，屬于武丁前期。

　　殷墟的大規模發掘對認識商王朝的社會面貌意義重大，因為甲骨文只是商王室以及貴族記錄占卜事項的記載，并不能全面反映商王朝的歷史。

　　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中曾指出：

　　“就殷文化全體說，有好些問題都是文字中所不能解決，而就土中情形可以察得出的。”

　　90多年來，殷墟考古發掘陸續展開，發現有銅煉渣、青銅碎片、陶范、玉石料、原始瓷器等手工業相關遺存，還發現較多王墓和貴族墓葬，多有殉牲，并出土了青銅禮器群、玉禮器群等高規格遺物。主要文化遺存分布在洹河(又名安陽河，是安陽的母親河)兩岸，總面積約36平方千米。都邑布局為多點連片的“族邑模式”，存在兩個中心點，一個中心點是以小屯、花園莊為核心的宮殿宗廟區，另一中心點是以侯家莊、武官村北為核心的王陵區。

　　在殷墟西北的洹河北岸，還發現了另一座城址，即洹北商城，由郭城(約470萬平方米)、宮城(約41萬平方米)和小城(約6萬平方米)三部分組成。洹北商城很可能就是盤庚所遷之殷，到了武丁之時，宮殿區向西南移至小屯一帶。

　　經過多年的發掘，在殷墟找到了商王朝的宮殿和王陵區，逐漸揭示出殷墟的范圍和布局，完善了關于商王朝分期與年代、文化分布、禮制與信仰、經濟與社會、生業與環境等方面的研究。豐富的文化遺物與甲骨文字資料共同揭開了商王朝的歷史畫卷，確證了殷墟乃是商代都邑，始于公元前1300年的盤庚遷殷，一直到帝辛。

　　可以說，考古發現的文化遺物及甲骨文一同確立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作者簡介：李鵬輝，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大學夏文化協同創新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