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外景 李 成

　　敦煌雅丹國家地質公園 趙 峰

　　敦煌文獻的發現，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的歷史。從語言文字的角度而言，敦煌文獻的重要價值不容低估。我們隨便打開一個敦煌寫卷，往往都可見到若干新鮮的語言成分。這是語言文字研究無與倫比的第一手資料，亟待我們進行系統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從語言文字角度研究敦煌文獻，蔣禮鴻、郭在貽、王锳、項楚、江藍生、袁賓等前輩學者及一批繼起的年輕學子曾為此進行過拓荒性的研究，成績巨大，讓人感佩。但此前的考釋基本上局限于變文、王梵志詩、歌辭等通俗文學作品，而數量更為龐大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佛教文獻、道教文獻、通俗辭書卻基本上不被關注。正是因為存在這種種的局限，使得我們對敦煌文獻的校讀還頗有隔閡，對一些方俗字詞的詮釋尚多誤解。加上已有的考釋成果大多散布在報刊或專著的行文之中，讀者尋檢利用不便，因此很有必要在匯集前賢成果的基礎上，把字詞收集考釋的范圍擴大到所有敦煌文獻，編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獻語言詞典。

　　正是有鑒于此，從2000年開始，我和我的學術團隊開始了《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的編纂工作。原以為這個項目要不了三五年即可完成，但由于一些敦煌文獻資料刊布時間的滯后和詞條收集、合成寫定等環節意想不到的困難，加之不斷有其他科研任務，原定交稿的時間不得不一再推延。經過二十多年持續不斷的努力，現在，這部書終于面世了。

　　本書在以下六個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說是我們所試圖達到的目標。第一，集大成。本詞典搜集的對象涉及所有敦煌吐魯番文獻。其中既有近百年間敦煌吐魯番文獻字詞考釋成果的匯聚，也有大量編者自己研讀敦煌吐魯番文獻爬梳考釋的條目。全書收詞21939條，共550萬字，而此前的《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收詞僅1526條，40萬字。第二，探源流。本詞典作者對字詞的詮釋并不是滿足于簡單的釋義舉例，而是把敦煌文獻與其他傳世文獻結合起來，互相比勘，上探其源，下窮其變，力圖勾勒出每一個疑難字詞產生、發展、消變的歷史脈絡，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第三，明規律。本詞典在字詞的考釋中，也注重字詞演變規律的探尋，從縱橫兩方面勾稽其演變的通例。第四，釋疑難。在匯集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詞典對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大量疑難字詞進行了考釋，糾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錯誤校釋。第五，資料可靠。本詞典的基本語料均來源于敦煌吐魯番寫本，每條引文都直接據寫本原卷引錄，而不是據后人的整理本轉引，從而避免了沿襲前人校錄整理中造成的失真和誤改。總數達十萬條的引文直接據原卷摘引，工作量之大，難度之大，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第六，范式創新。本詞典在編寫體例方面作了一些大膽的嘗試和創新，包括創建字詞群、運用三重證據法、引用第一手資料、回答“為什么”等四個方面。特別是本詞典把那些僅僅是因為形變或借音產生的異體字、通假字、異形詞歸并在一起加以解釋，系統建立了異體字群、通假字群、異形詞群等三個類型的群，對探求字詞的來龍去脈，對解釋詞義，對讀者的理解消化，都有助益。這是學術詞典在編排體例方面的創新。

　　一部優秀圖書的出版，不但需要好作者，也需要好編輯，作者和編輯的配合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詞典編寫，對規范性有著特殊的要求，每個詞條的撰寫，無論注音釋義，還是引例按語，都需要字斟句酌，仔細打磨推敲，不容有任何疏失。說實話，我對稿件的質量是非常自信的，但編輯審讀還是發現了不少我們忽略的問題，例如引文標題前后不一、釋義與引例不太貼合、體例前后不一致等。審讀過程中，編輯陸續清理出的需要專項處理的問題就有上百條，這種精細與較真讓我深感震驚。三年多來，編輯的很多節假日都是在書稿審讀中度過的。有時為了一條引文、一個斷句，要耗費幾個小時去落實改定。正是把詞典編成精品的強大信念支撐，讓我們堅持到了最后。

　　為確保詞典的質量，出版社特別約請了好幾位資深編審審讀把關。考慮到本詞典的語詞性質，又約請著名近代漢語研究專家、寧波大學人文學院周志鋒教授通讀全稿。在付印之前，又約請多位專家審定部分條目，如郝春文、鄧文寬、楊永龍、伏俊璉、趙聲良等。這些專家都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正是由于采取了這一系列措施，加上編輯們細心打磨、精益求精，使詞典在內容的可靠性、體例的規范性和文字的準確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詞典出版后，學術界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通過這部詞典的編寫，我深深體會到：團隊精誠合作，作者、編輯默契配合，是一部大型圖書能夠成功的關鍵。這部詞典就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是作者、編輯攜手精心打造的結果，字里行間，蘊含著無數人的智慧和心血。

　　本詞典從2000年正式啟動到正式出版，跨越了整整23個年頭。就短暫的人生而言，23年自然不是一個短暫時段。前賢說“人生為一大事來”，雖然我心中的“大事”不僅于此，但本詞典的撰著無疑是我耗費時間最多的大事之一。

　　（《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張涌泉、張小艷、郜同麟主編，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