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李玉（南京大學中國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2020年9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強調指出：“我們要以自然之道，養萬物之生，從保護自然中尋找發展機遇，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雙贏。”充分揭示了中華傳統生態文明智慧的要義與精髓。

　　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在其不平凡的創業過程中，正是將關愛、保護生態置于重要地位，精心謀劃，全力推廣。在南通實行地方自治的實踐中，有序建設，平衡發展，營造了一個優美的城市環境，出現了一個和諧共生的生態城市，從而成為中國近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先驅。長期從事張謇史料編纂與專題研究的張廷棲教授近日推出新著《中國近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先驅：張謇》，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和了解張謇的生態觀，體會這位先賢的生態情懷。張謇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內涵豐富，在迎來首個全國生態日之際加以研讀，自然不失其價值與意義。

　　南通狼山風景名勝區 資料圖片

　　敬天愛人

　　生態文明貫穿于張謇實業、教育、地方治理等各個方面，是張謇現代化建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張謇也在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探索實踐中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其核心理念就是敬天愛人。所謂敬天，就是尊重自然規律，保護自然資源，實現人地和諧，讓自然在服務于人的同時，得到永續發展；所謂愛人，就是愛惜生命、造福百姓，讓更多的人享受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與紅利。敬天愛人思想可以從張謇對于所辦實業機構的命名看出。

　　《周易·系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張謇取其義，命名自己創辦的紗廠為“大生”。在他看來，所謂“大生”，就是為民眾謀生，以改善其生命處境與生活待遇。張謇不僅目睹，而且親歷不斷加重的民族危機，促使他在高中狀元之后，毅然決定創辦實業，以尋求救國救民之道。他認識到，中國的問題首先在于“患貧”，所以出路在于先“救貧”。只有“救貧”，才能“養民”“富民”。

　　張謇創辦的其他產業也多有以“生”字命名者，例如廣生油廠、頤生酒廠、阜生蠶桑公司、資生鐵冶廠、澤生水利公司等，足見“生”在張謇現代化建設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重生”“敬生”與“愛生”“大生”構成了張謇生態文明思想的深厚底色，也使得張謇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持正歸本，而且務實創新。

　　張謇的生態文明思想包括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兩大板塊，無論是哪個方面，“生”的核心概念都很突出。他在科舉巔峰、人生高光時刻，毅然轉身，選擇了一條眾所不解、充滿風險的發展道路，就是因為他有“大愛”。他甘愿“舍身喂虎”，是為了替更多人謀生，他謀的是民生國計，是為“大生”。只有謀“大生”，方為“大德”。

　　在張謇所處的那個時代，國勢孱弱，民生日蹙，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日益嚴重。他憂國憂民，以狀元身份創辦實業，以期挽國難、救黎民。他的創業不是為了個人“發財”，而是為國家廣興實業，給社會殖產造福，“俾民有可作之工，地有不竭之利”。直到晚年，他仍然認為“振興實業，為救國急務”的觀點“誠為至論”。

　　張謇的民生創業觀，對他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產生了重要引領，涉及從紡織、榨油、釀造，到鐵冶、交通、墾牧等行業，從而形成一個民生產業系統，體現了張謇特色鮮明的創業之路。為了擴大與提升地方乃至全國的民生效應，張謇提出“父教育而母實業”的思想，以實業成就夯實地方社會建設基礎，以教育發展提升社會建設水平，實業與教育相互促進，互相滋養，生生不息，有序發展，從而達成區域現代化建設的良好愿景。

　　和諧共生

　　張謇的生態文明思想不是單一的、靜止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體系，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天人相生”觀念有著深刻的理解，并將其充分運用到自己的地方建設事業之中。

　　首先是謀求產業協同。張謇創業之所以首先從紡織起步，固然是出于抵制洋紗，發展民族產業的考量，也與南通的資源稟賦有直接關系。南通素產良棉，遠近聞名，當地傳統紡織業歷史悠久，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但張謇沒有株守一業，而是在產業的上下游進行開拓。為了解決原料供應問題，他全力推進墾植事業。紗廠用棉剩下的棉籽，是很好的榨油原料，張謇于是創辦廣生油廠，以期“利不外溢”。而油廠的廢棄物則可用于制造肥皂與蠟燭，張謇又創辦了大隆皂廠。大生紗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飛花”等廢物，污染環境，卻可用于造紙，張謇于是創辦了大昌紙廠。有了紙廠，張謇又創辦了翰墨印書局，以服務當地文教事業。此外，在面粉加工、蠶桑養殖等領域，張謇也都打造了相應的產業鏈。除了縱向協同之外，張謇在產業橫向協同方面也有自己的探索，例如制造業與交通運輸業、工業與服務業、紡織工業與機械加工業的協同，就體現出比較明顯的“關聯型循環產業鏈”特色。

　　《中國近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先驅：張謇》 張廷棲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其次是致力城市規劃。近代上海著名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曾專門發表文章，稱張謇是“中國的城市建造師”。張謇對南通進行的“一城三鎮”規劃非常成功，成為近代中國城市建設的一個典范，受到當代城市建筑學家吳良鏞院士的高度評價，稱其為“近代中國第一城”。具體而言，他在城外的唐家閘建立了工業中心，將一些加工制造企業集中于此；在長江邊，開辟天生港碼頭，作為交通中心；又將南郊的狼山，打造成旅游休閑的著名市鎮。三個新型衛星市鎮功能各異，形成了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城鎮組團，體現了一種嶄新的城市建設理念。

　　在保護老城區，守護南通傳統風貌的同時，張謇又在南通西門外濠河兩岸建設新城區，筑路修渠、治河開港，興辦各類學校、開設商貿機構、增設公共設施，強化市政建設、提升城市公共服務功能。西人參觀之后，感覺那里“一切都像上海的公共租界”。其實，在許多方面，南通甚至超過租界，比如張謇在南通城區規劃修建了五座公園，精美的建筑藝術與濃郁的人文色彩相互輝映，相得益彰，使那里既是普通民眾休憩娛樂的公共空間，又是現代文明傳播的重要場所，不僅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而且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態系統。從某種程度上講，張謇“不愧為中國近代花園城市從規劃到建設的開拓者”。

　　垂范后世

　　張謇是愛國企業家的典范，他興辦了一系列實業、教育、醫療、社會公益事業，幫助群眾，造福鄉梓，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張謇在近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思想與實踐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與現實意義。

　　首先在于其開創性。張謇在發展實業、進行城鄉建設的同時，著力保護生態，以謀可持續發展的許多主張與做法在近代中國都是非常領先的。他最早在中國打造生態化產業鏈；他積極培養生態建設人才，尤其是在農林、水利等專科教育方面作出許多開拓性貢獻。他在擔任農林總長期間，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第一部《森林法》和《狩獵法》，同時頒布了《造林獎勵條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規，首創近代中國的林業與野生動物保護法制體系。

　　其次，在于其系統性。張謇一生除了文教之外，從事過實業、行政、慈善等許多工作，每一個方面都與生態文明建設產生交集，使其生態文明思想的系統性和豐富度不斷得到發展。依照張廷棲教授的看法，從南通到全國，從陸地到水利，從自然生態到人工生態，從經濟生態到社會文化生態，張謇“都做了大量開拓性的”的工作，形成了“城市生態、經濟生態和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嶄新格局”，這也是張謇開創的“南通模式”的重要內涵。

　　張謇書法作品 資料圖片

　　張謇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體現了理想與實踐的統一。南通寄托著張謇的夢想，他在1920年致函至交好友趙鳳昌，將南通視作自己“廿三年寸寸而成之小世界”。這個“小世界”是張謇一步一步建設起來的，南通的山水、花木都凝聚著張謇的心智與辛勞。

　　傳統文人出身的張謇，鐘愛田園生活，關愛自然生態。他說自己生性愛樹，親手栽種樹木過萬株。他的詩作中有大量描寫花卉樹木的作品，在一首名為“種樹”的長詩中，張謇寫道：“種樹不種籬，樹成無堤防。一舉兩善兼，分畦樹榆桑……愛之如嬰兒，護之如恐傷。期之十載后，桑好榆如墻……嘉木既繁殖，欣欣有余歡。”可見，張謇不僅喜歡種樹，愛惜樹木，而且對種樹頗有研究。

　　張謇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與投入，是他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他在創辦實業和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多能根據現實需要，制定相應措施。張謇具有一種超越現實與物質的情懷。他曾說，自己“三四十年以來，于國事，于鄉事，凡知所及，凡力所能，無不為者”。他本著“佛自作佛事”的想法，從一隅之地做起，全力而為，在中國近代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不僅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而且留下了豐厚的歷史遺產。

　　著名學者張廷棲教授在其新著中系統評介了張謇在南通進行的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相互融合、互相促進的現代化建設，對于張謇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與實踐進行了較好詮釋與高度肯定，不僅拓展了張謇研究的學術視域，而且進一步豐富了相關研究的內涵，對于引領學術界進一步講好“張謇故事”，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自然會起到較大作用。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