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有訴說一切的權利。無畏的小說家可以窮盡手段，寫出任何不像小說的小說。就此而言，逄春階的《芝鎮說》似乎沖破了傳統小說的窠臼，堪稱一部小說之外的小說。

　　《芝鎮說》本身就是“現代”的產物，它以連載的方式在報紙和網絡平臺同步推出，讀者的即時互動或多或少會影響作品的敘事，使之成為一種時刻與受眾連線的“云創作”。正是這種開放的“云同步”的寫作方式，把《芝鎮說》變成一部眾聲喧嘩的多聲部小說：它面朝故鄉，立足于芝鎮，廣納家國傳奇、時議流言，雜取種種“說”合為一說，欲說還休，自圓其說。故而，《芝鎮說》的開放式寫作使其具備了一種“著‘說’立書”的文體形式——它當然是逄春階寫出來的作品，但從文本上看，更像一部“說”出來的話本。在這里，小說家化身為說書人。小說的結構盡管近乎散漫，但是說書人的三寸不爛之舌總能將其說得端緒分明、頭頭是道，既說得開，又收得回，一切盡在“芝鎮”中。

　　芝鎮，脫胎于作者的家鄉景芝鎮。這里盛產美酒，鄉人皆好酒擅飲，故常因喝酒留佳話，亦因喝酒鬧笑話。所謂“芝鎮狗四兩酒”“芝鎮豬，排山倒海酒呼嚕”，芝鎮的萬物生靈似乎也有酒意。沒有酒，恐怕也就沒有了芝鎮；沒有酒香，也就沒有了芝鎮人一身的膽氣和神魂。本書作者和小說的敘述者公冶德鴻也不例外，當屬芝酒的傳人。于是，《芝鎮說》即如濟南道人袖中的酒壺，雖只一壺，卻是飲之不盡的“家傳良醞”。作為說書人的逄春階借人物之口，將一部小說寫成了“大話”，把上百年的家事國事釀成了絮叨不盡的百轉千回。《芝鎮說》借酒說話，借酒話說出不可說不忍說不易說之話，所以這部書并非飲酒作樂借酒消愁，而是借酒療病借酒去病——診療一個家庭乃至人世間“沒有疤的內傷”。故而，與酒相對的另一重要線索便是藥。《芝鎮說》有如經年累積的醫案卷宗，記錄了芝鎮人的集體癥候，更記錄了公冶家族及其鄉里鄉親的個人行狀，試圖“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作為記者的公冶德鴻充當了主訴一切的代言人，由他穿針引線、內引外聯，和盤托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和不知道的一切。這位記者不僅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者更讓他具備了“聽懂一切”的特異功能：既聽得上達天聽的高頭講章，也聽得不上臺面的土話、瞎話，甚至鳥語、鬼話。所以這部書的主訴人表面上是記者公冶德鴻，實際還有醉話連篇的公冶令樞、公冶家族的不死鳥弗尼思以及“我親老嫲嫲”（曾祖母）、“我爺爺”的亡靈。誰會拿醉話當真？又有誰能聽取鳥語、鬼話呢？但是“訴說一切”的小說家可以“聽見一切”，讓那些從無機會面世的寂靜之聲化作傾動人心的神啟之聲。

　　最后來說公冶祠堂供奉的神鳥弗尼思。它就像無所不知的萬事通，公冶一族的家史逸事，世間的名物掌故，一概張口就來；它還像深諳世道人情的老祖宗，不時臧否人物，令人醍醐灌頂。此鳥非凡鳥，是小說中的智者、精靈。誰能像它一般心口如一、了無掛礙呢？傳說東夷部落的伏羲氏、女媧氏皆以風為姓，風通鳳，風姓即鳳姓，所以東夷尊崇鳳鳥，以鳳為圖騰。根據詞源，弗尼思（phoenix）來自古拉丁語。這樣說來，供奉在公冶祠堂的弗尼思既是享本地香火的土鳥，又是一只中西合璧的不死之鳥。那么，它的“匪夷所思”確乎其來有自，它的“鳥語”當然可以超乎小說之上，成為比一切醉話、鬼話都要浩茫無邊的神話。

　　維特根斯坦說，對于不可言說之物，我們應該保持沉默。《芝鎮說》卻說出了眾多的“子不語”。孔夫子要“敬鬼神而遠之”，又要“敬神如神在”，關鍵問題不是神在不在，而是有沒有敬畏之心。假如我們能夠重返芝鎮，或許也能飲酒以樂，訴說曠古的酩酊與澄明：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