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 王笛著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1943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楊樹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會實習，在這里，她認識了40多歲的杜二嫂——一個以加工生絲、售賣絲綢謀生的底層農民家庭的主婦。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畢業論文。半個多世紀后，楊樹因的論文被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王笛發現，如獲至寶，由此打開了一個通向微觀歷史世界的學術大門，至而“發掘”出大量充滿濃厚民間地氣的歷史信息，并出版了《街頭文化》《茶館》《袍哥》《走進中國城市內部》《消失的古城》《那間街角的茶鋪》等多部地氣滿滿、膾炙人口的微觀歷史著作。

　　多年來，王笛一頭扎進社會最底層，從人口的變遷、衣食住行、農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會、風俗習慣、文人與教育、宗教信仰、法律與社會、宗族與家庭等多種維度，仔細打撈沉淀在民間的歷史碎片，逐漸還原諸多歷史細節。《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共分上下兩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文化，下卷“家、群體和法律”則講述家族、群體和法律。上卷更傾向于底層社會個體，下層則由底層個體逐漸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會活動面發展，這也折射出王笛的歷史研究視角，即歷史不是少數個人的獨角戲，同時也是下里巴人的敘事。

　　歷史有時就是一開始的不經意，結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習俗沉淀下來。王笛經過梳理發現，今天國人對紅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鄭和下西洋返航用來壓艙的紅木。作為權力施加的對象，權力的一舉一動，有時會成為下里巴人爭相效仿的風向標。轎子原本是官員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來”的商人紛紛模仿，終究遍地開花。“1916年，成都有490多家轎行，如果按每家10乘轎子算，總數也接近5000。”抬轎子的雖是下里巴人，但他們創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樣高”讓人驚恐的“拱桿”方式取樂，這無異于以肢體語言對雙肩壓力的一種戲謔式反叛。

　　王笛的寫作帶有強烈的問題導向，每一章前會提出一系列讀者可能關心的問題，每章結尾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再梳理再總結，這種有始有終的寫作方式常常能給讀者以醍醐灌頂之感。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農業經濟中心位于北方，后來之所以向南快速發展，王笛指出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大量引進的作物，更適應雨水充沛的南方；二是受北方邊疆屢遭侵犯，百姓不得不一再南遷；三是唐代以后南方水利系統逐漸完善，困擾南方的水患問題得到較大程度解決。

　　農業離不開水，這也是農業生產中的一個突出矛盾。就這一問題，官府的解決方式有時簡單得近乎殘忍：“幾百年前，山西的農民經常為水爭斗。天越旱，斗得越厲害。后來官府以調解糾紛為由，在潭邊支起一口滾沸的油鍋，放入10枚銅錢，根據雙方從鍋中取出銅錢的數量，確定雙方的分水量。”從散落在民間的一些地名，依然可以發現這樣的歷史脈絡。

　　人口遷徙是中華文化交融的重要成因。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規模人口遷徙（安史之亂、永嘉之亂、靖康之亂）無一例外均因戰亂。人口遷徙痕跡很容易從家譜中找到，比如湖廣填四川后，許多移民自認祖籍湖北麻城“孝感鄉”。查閱廣東一些家譜和地方志，也可以看到許多族譜記載著其祖先是從南雄珠璣遷來的。

　　遷徙本身就是為了生存，為了生存，底層民眾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樣，在哪怕逼仄的空間里，也不放過一絲生存的希望。而“城市生活的繁榮依靠手藝人、小販和商人”。川滇軍閥在成都混戰時，一旦戰火稍有間竭，街頭最早出現的必是小販的叫賣聲。商人的智慧總是超乎想象，“19世紀一位外國人在廣州時，看到街道上門窗都是敞開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時比較了當時巴黎和廣州的街道：在廣州的街道上，商販們本著對顧客充分信任的原則，將商品擺出來給顧客看，讓顧客隨便挑選，顧客們享受著充分選擇的自由；而在倫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這是不太可能的”。遺憾的是，這樣的商業精神并未能因勢利導，發展壯大。

　　改革開放后，為什么浙江會率先成為民營企業的天堂？王笛從歷史中覓得一些蛛絲馬跡：“清代寧波城市居民中，有五分之四是勞動者和商人，其余五分之一為知識階層；到了20世紀初，城區內30萬人中，60%從事商業……可見，商業人口在城市市民中占比之大。”

　　傳統習俗往往蘊含生存的智慧。民國有“正不娶，臘不訂”的風俗。因為正月走親訪友很忙，而臘月里忙著準備春節，娶親訂婚這樣的儀式只能在農閑時舉行。然而同樣出于現實需要，這些風俗早就改弦更張，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人員由于平時工作忙難以請假，反倒選擇春節回家結婚，至于繁瑣的“訂婚”風俗則早就送進了歷史的故紙堆。

　　透過王笛教授的文字，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歷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縱橫阡陌，大人物的敘事無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運悲歡。相較于上層社會經常遭遇的血雨腥風，底層社會的變化則要漫長得多，也細微得多，有的歷經歲月淘洗，跨越時空，最終沉淀為公眾喜聞樂見的習俗。從這層意義上講，習俗又何異于一部活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