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經歷了一定程度的文體融合，具體到散文，則是其敘事的不斷增強，用以彌補單純抒情的空疏之感。李修文的散文集《詩來見我》就有著強烈的敘事意識，這是為了更好地與古人對話所進行的密集文化書寫。而這種書寫，則以中國舊體詩詞為載體。

　　《詩來見我》雖然有著文體融合的特征，卻又不僅體現在散文的敘事手法上，它還融匯了古代的詩話和筆記。試看書中作家對一些詩人詩作的評價，比如對元稹和白居易的關系，作者說“這二人之交從未凌空蹈虛，所有獻給對方的狂喜、絞痛和眼淚，都誕生和深埋在煙火、糟糠、種種欲罷不能又或畫地為牢之處。”他認為李白將生前身后的全部都交付給了鵬鳥，通過這只大鵬，將孔子、八裔與萬世交融在一起。此外，對于屈原、宋之問、柳宗元、羅隱、蘇軾、辛棄疾、李清照等人，他也有人詩合一之論。雖不似學術研究般嚴密，但卻是以誠喚誠，以心交心，在詩中見到了想見的古人，也見到了想見的自己。

　　如此密集的評點，知人論世又超脫，像極了本事詩，像極了詩品詩話，又像極了《世說新語》。因此，這部作品的文體意義，遠非小說、散文兩個大類所能概括。可以說，在以散文為形的前提下，李修文力圖不斷向內挖掘，通過內心的溝壑與腦海中的繁星，完成一種波瀾不驚的、靜態的文體探索。

　　《詩來見我》中的詩對李修文的意義，就好比科學對于眾人是一種萬物理論（一切事物的理論）一般，詩就是這個“癡人”的萬物理論。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文化，但這種“文化”，并不是盲目復古，也不似當下許多人對古詩的解讀，非要用跨越時空的玄語，來作現實的雞湯，最終落得一個心安。

　　李修文反其道而行之，別人以古語的幽玄來化現實的沉疴，他卻以自身的倉皇去回應古詩中那些客子書生的倉皇。書中的20篇散文，主題有友情、旅途、懷古、自遣、針砭、故里、親情、離別、飲酒等。這些主題又有一個基調——沉郁。沉郁要求不能有太多路數，也不能太浮動于塵世，最關鍵的，沉郁還要求虔誠。

　　他選擇了一種頗為寂寞且危險的寫法，一種有“套古”嫌疑的古典作派來作為構思的模具。他的敏感隨處可得，又遍覽山川有著更多的壯游經歷。這就使得他常常能想到一些詩句，并且在這些詩句中藏身，等來自己的知音，再回到現實世界，以看似無奈但卻堅定萬分的態度來對待下一步的生活。他在古詩中尋找的，往往是遍經崎嶇、方見真我的人生軌跡。

　　在與古人心靈的對話中，李修文用情至深，而且這種情是一種中國情愫。《詩來見我》涉及到當代散文如何處理古典文學經驗的問題。它啟示我們，要真正賡續中國詩歌的傳統精神，還需要當代有活力的作家對于古典知識進行內化，遂心應手地應用到日常寫作中來，也即通過學習古典詩歌的智慧，來尋找我們民族特有的情感表達方式。

　　中國的寫情傳統，有一種對集體的信任和維護意識，一種高潔與忠誠的超拔之氣，這也就促成了個人情感的節制與突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種節制與突破的雙重變奏之下，才出現了一些深情婉轉、鏗鏘有力的作品。因此，適當地借鑒古人的寫作機心，其實反而是從文學本體的層面學習一種似舊還新的表達方式。

　　李修文有這樣的修養和性靈，所以他遇見古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所寫下的不僅是我的審美對象，更是我自身命運的一部分。”《詩來見我》中有著無奈的離別、浮世的喧嘩等一系列眾生皆有的困境。但是他在這種種困境中有著最好的棲居之所，那就是古典詩歌。所以當思念友人的時候，他能從元白的唱和聯想到與友人的通信，從而更加領會緣分的珍貴與外物無關；當身在異鄉，孤寂難言時，他又能與李商隱、羅隱、宋之問、寇準、劉禹錫、柳宗元等“命中犯驛”的人進行交談，并且比較他們對待艱苦旅途的態度，從而找出自己的同道。詩歌給他一種特殊能力——明明認清現實，卻還能在跨越古今的酬唱之中得到前行的力量。

　　“也許，一覺醒來，到了明早，到了真正的別離之時，我也能夠像他一樣，寫出一首詩，再身懷著信心與作證之心，奔跑著，成為無數無名氏中間的一個。”這是在波瀾涌動之后，通過與古人對話而找到的對生活的平常心。他知道，擁有這一瞬間的喘息，才是一個人存在過的最好明證。

　　（作者尹林，為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