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活躍在巴黎各文學沙龍的啟蒙哲人梅西耶在《巴黎圖景》中寫道：“幾乎所有書籍都出產自巴黎，即便它們不是在這里印刷出來的。一切皆源自于這個偉大的啟蒙之鄉。”梅西耶所言非虛，史學家們所謂的“書籍時代”在18世紀60年代左右登臨西方文明舞臺。出版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產業部門，在18世紀的法國得到了長足發展，巴黎則是法國無可爭辯的文化出版中心。此時的巴黎在印刷作坊數量減少的情況下，印刷機和印刷業從業人員的數量卻有著顯著增長。1701年，巴黎有51家印刷作坊，195臺印刷機，職工人數280人。到1770年，巴黎只有40家印刷作坊，但擁有印刷機309臺，其中包括新式的滾輪印刷機194臺，職工人數928人。除了巴黎，里昂、魯昂、波爾多、圖盧茲、馬賽以及政治飛地阿維尼翁也是當時法國重要的地方性出版中心。

　　據統計，從攝政時代（1715-1723年）到1789年，法國獲得特許出版的圖書共31716部，默許出版的共12610部。按照18世紀通行的書籍分類，在特許出版的書籍中，法律、歷史和純文學方面的書籍出版數量所占份額基本保持不變，但“神學”與“科學和藝術”所占份額顛倒了過來：宗教書籍從攝政時代之初占出版書籍總量的近1/2，降至18世紀80年代的1/10，填補它空出份額的是代表世俗文化的科學和藝術類書籍。這種趨勢，在默許出版的書籍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其中，神學和法律書籍幾近消失，純文學、科學和藝術方面的題材占絕對優勢。默許出版，是官方避免為有問題的書籍承擔責任而采取的一種策略，這使得一些啟蒙書籍的出版成為可能。

　　此外，構成法語閱讀材料來源的還有盜版書和禁書。盜版書是對某種合法圖書的盜印，它們構成了舊制度下書籍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養活外省印刷業的重要來源。禁書則指的是冒犯了現行的宗教或政治律條，或有悖于社會倫理道德，或攻擊誹謗宮廷和顯貴人士的書籍，多在法國境外的印刷所印行，主要是鄰近法國的荷蘭和瑞士。

　　由是觀之，“書籍時代”的來臨與啟蒙運動的鼎盛時代（1750-1770年）大體同時發生。因此，在法國啟蒙與革命史學中，立場無論左右，學者們皆宣稱，是啟蒙文人及其著作促成了18世紀法國社會思想氣候的轉變，為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彈藥庫。法國19世紀60年代保守主義學者H.泰納聲言：“啟蒙哲學以各種公開的和秘密的渠道——通過瀆神的手冊、袖珍神學和秘密兜售的色情小說，含有惡意的小冊子以及晨昏傳唱的諷刺詩和歌謠，集市的游行隊伍和學院的高談闊論以及悲劇和喜劇——向社會滲流和噴涌，從世紀初到世紀末，從伏爾泰的《俄狄浦斯》到博馬舍的《塔拉爾》。”近百年之后，業已脫離19世紀學者個體化寫作、轉向體制與機制化的史學研究，給出的依然是類似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中期興起的法國“書籍與社會”學派，采用系列史的方法對18世紀法國書籍出版文類的變化進行大規模計量。他們得出的結論是，18世紀法國書籍生產的世俗化趨向——宗教書籍大規模減少與“科學和藝術”類書籍增加，是啟蒙理性成長的明顯征象。

　　這種觀點認定書籍生產與啟蒙理性成長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之鏈。然而，如果我們換種觀察歷史的視角，這種因果之鏈則有待商榷。要言之，從18世紀法國政治文化史的視角來看，在1750年啟蒙大潮方興，眾多后來躋身學術圣殿的啟蒙巨著尚未面世之時，法國社會思想氣候的轉變已經發生。從1749年到1757年，法國接連發生廿一稅改革爭論、圍繞著“烏尼詹尼圖斯”通諭的宗教爭論和達米安弒君案，其間的公眾輿論顯示，批判性思維已有廣泛的基礎，傳統的教俗權威非神圣化跡象也已有顯著的表現。更進一步地說，18世紀50年代初的這些轟動性事件，很可能只是為人們表達自己的看法或判斷提供了契機。也就是說，新的思想或看法不是在事件發生的瞬間就能形成的，事件只是刺激人們內在價值立場得以表達出來的直接動因，應該有更深層次的思想認知或價值觀念，先于事件早已存在于人們的頭腦當中，從而使人們作出這樣的看法或判斷。因此，18世紀中期法國社會批判理性特質的思想氣候的形成，應該往更前的時間追溯。

　　17世紀的科學革命無疑是向前追蹤的第一站。因為該時期發現的“眾多確信的或可信度很高的、已經被證明或被預感的科學，為18世紀的思想提供了食糧、營養和力量”，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批判懷疑和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拋開思想史，從知識社會史的視角考察，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存在顯著的接續關系：17世紀科學革命的新知識及其內蘊的思維方式，是18世紀啟蒙哲人知識創造活動直接的智識來源。如若將理性精神看作是現代西方文化傳統固有的組成部分，那么其源頭在哪里呢？可以追溯到現代西方開始孕育成長的中世紀盛期。自公元1000年以降，西歐歷史發展呈現出的三大主導性趨勢——經濟社會的復興、民族國家的興起、教會與國家的分離，都開始促成理性精神的生成和成長。中世紀晚期伴隨著法國北方勃艮第等封建宮廷的興起，新興的宮廷貴族對世俗文化享受產生出需求。繼之而來的經濟社會復興，為理性思維的孕育成長提供了日常生活的演練場，同時也讓世俗文化從狹小的宮廷向社會滲流。這一點從中世紀晚期西歐文學的演變軌跡中可窺一斑。在相續興起的英雄史詩、騎士文學和市民文學等文學題材里，人的情感、欲望和利益追求得到越來越多、越來越直白的表達，是世俗與理性的精神征服領域不斷擴大的征象。文藝復興可以說是這種征象表達的第一個高峰，繼后的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時代，一步步地推動著理性精神逐漸擴大征服領域——不可否認其間充滿曲折頓挫，直至歷經“雙元革命”（即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后長成參天大樹，成為現代性的主流。

　　那么，此一觀點是否意味著貶抑甚或否認啟蒙的意義？回答是：“決非”。相反，啟蒙運動接續科學革命開掘的新知識及其思維方式，將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歐社會意識中的理性化趨勢，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推向前進，是理性主義上升為現代性主流之路上的關鍵一步。那么，又怎樣看待書籍時代與啟蒙的關系？西歐社會意識經過長達數個世紀緩慢累積到18世紀臻于爆發的時間節點，書籍時代的來臨為新知識、新思想和新的思維方式在社會中更大規模、更廣泛地傳播，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媒介。因此，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18世紀啟蒙運動，是西歐自中古晚期到現代持續的歷史進程上的一個節點，前者孕育在后者當中；此時恰好到來的書籍時代，為啟蒙精神的傳播與擴展提供了利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又如何去解釋“啟蒙創造了革命”的經典論題？對于這個問題，法國文化史名家夏蒂埃的解釋或許更貼近歷史的真相：是革命創造了啟蒙，而非啟蒙創造了革命。革命者們在話語競爭和構建合法性的過程中，從先前的哲人那里尋求思想資源，“賦予某些啟蒙著作先驅性和綱領性的意義，將這些著作構建為它的起源”。啟蒙哲人鮮有倡導革命，他們期望的是運用理性促進人類的文明化進程。今天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啟蒙—革命”因果邏輯，是史學家們根據歷史已然狀態進行構建的結果，包含著濃厚的目的論色彩。設若身處1789年之前的法國，人們一般難以預見法國將要以革命的方式艱難完成政治的現代轉型。而且，從實際發生的歷史來看，革命的爆發更多是法國舊制度結構性與政治性因素的輻輳，即17世紀確立的絕對主義體系，是在封建傳統基礎上改造的一部機器，重房架屋運轉不靈，難以適應18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間競爭加劇的情境，從而使得舊制度在財政、稅收、軍事和信仰等各個方面陷入無休止的內斗當中，最終導致政府權威的崩潰。

　　（作者：洪慶明，系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