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爭鳴】

　　作者：雷恩海（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近期，《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刊載兩篇文章《元好問〈雁丘詞〉是寫情之作嗎》《元好問〈雁丘詞〉確為寫情之作》，予以討論。問題似尚未解決，此詞義旨何謂，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詞前有小序，敘述寫作原委。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問十六歲，將殞命的雙雁葬于汾水岸邊，累石為塚。同行舉子競相賦詩，好問亦作《雁丘辭》，且曰“舊所作無宮商，今改定之”。宮商，指音律。詞重宮商，音樂性乃第一屬性。由此可知，原作應是一首詩，后來才改定為更具抒情特質的詞——《邁陂塘·雁丘》；小序亦改定時所作，以追述的口吻敘其經過。那么，何時改定呢？

　　要考證《邁陂塘·雁丘》之確切時間，文獻缺如，實為不易。聯系當時與之唱和的李治、楊果所作二詞以及相關時事，而予以推論，庶幾得之。金哀宗庸弱，不能勵精圖治，被蒙古大軍攻擊，圍困汴京（今河南開封），與后妃宮嬪涕淚交下，倉皇逃往歸德（今河南商丘）。天興二年（1233）正月戊辰，汴京崔立作亂，降蒙古。元好問四月二十日被脅迫出京，五月三日北渡，后羈管于聊城（今山東聊城）。六月，哀宗奔蔡州（今河南汝南）。三年（1234）正月初十，蔡州城將破，哀宗倉皇傳位東面元帥承麟，剛舉行完即位禮，蒙、宋大軍已至，哀宗“自縊于幽蘭軒”（《金史·哀宗紀》），葬于汝水上，末帝承麟戰死。金廷覆亡，二帝遂成為亡國之象征，引起了士人極度悲愴與深沉憂思。

　　金廷覆亡時，好問羈管聊城，著《南冠錄》，有志于記述一代之史，構筑野史亭，以詩存史，記錄一代興亡，悲憤沉郁，黍離之感，往往流溢，皆淚痕血點凝結而成，有肝腸迸裂之痛。蒙古太宗八年（1236），好問四十七歲，客居冠氏（山東冠縣），九月作《東坡樂府集選》，整理素所喜愛之蘇軾詞，論其得失，引發對詞體這一特殊抒情體裁的濃烈興趣。回想當年汾水上，憑吊殉情之雙雁而作《雁丘辭》，而今對二帝之死、金廷覆亡，三致意焉，一腔忠憤無所發泄，遂改定為《邁陂塘·雁丘》，寄寓家國興亡之無限悲愴與深衷。次年（1237）秋，好問自冠氏還太原，冬十二月復返冠氏。自貞祐丙子（1216）南渡，至此始還太原，二十一年矣，頗有人事興廢之感愴。其間途經陵川（今山西陵川），與李治相會，有《陵川與仁卿飲》詩，感慨萬端。金亡時，李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亂后余生，相對話興亡，想來，好問將改定之《邁陂塘·雁丘》示于好友，李治遂有《和元遺山〈雁丘〉》之作。

　　將原創與和詞對照，乃能理解好問詞之意蘊，得詞心之正解。開篇叩問蒼茫天地：“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破空而來，情感郁勃至極，沖決而出，直擊心靈，令人心魂悸動。《歷代詩余》《詞綜》《詞則》等皆作“問世間”，而別本作“恨人間”，似不妥。好問另一首《邁陂塘》歌詠殉情的大名小兒女，開篇“問蓮根、有絲多少？蓮心知為誰苦？”句法格式全然一致。“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由破空而來的叩問、感慨，引入天南地北、經歷風雨艱難苦楚的癡雁，遂使此種沉痛的感情有所附麗，而不流于空泛，乃詠物詞之當行本色。“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將雙雁呼為“癡兒女”，乃詞人真切通透的感悟。“君應有語”，以擬人手法，寫大雁對不幸殞命伴侶的深情呼喚：你應該說話呀！是悲痛欲絕的深情告白。“渺萬里層云，千山暮雪，只影為誰去”，乃進一步的敘寫、補充。上闋寫雁，敘事抒情，一筆兩到，相融無間。

　　李治和詞“雁雙雙、正飛汾水，回頭生死殊路”，以汾水飛翔的雙雁點題，剎那間生離死別，其痛何如！“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妥帖切題，敘寫雙雁一死一生之悲痛。“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面對伴侶之不幸死亡，悲痛絕望之生雁，從浩浩長空飛墜而下，以身殉情，尚且希望萬一死后魂而有知、在幽冥地府卻也有重逢之“喜悅”。至此，抒情與敘事，已臻化境。筆鋒一轉“詩翁感遇”，直指原唱元好問。陵川相會時，好問四十八歲，故有此稱。感遇，感于所遇也。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感激頓挫，顯微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具有諷喻寄托之義和充實的社會現實內容。緣此，“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丘土”，雖是寫雙雁天南地北之悲歡離合，實則暗喻金廷貞祐南渡、蔡州覆亡，而一灑哀悼亡國之清淚。

　　原唱下闋“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寫雙雁殞命汾水上，而今皆是荒涼凄愴，然而“當年簫鼓”卻似無著落。此處乃暗用典故。汾陰，在今山西萬榮，有后土祠，漢武帝多次祭祀。元鼎四年“東幸汾陰。十二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漢書·武帝紀》）。漢武帝于汾陰作《秋風辭》詠雁懷人。橫汾，化用“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化用“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之強烈抒情。平楚，從高處遠望，叢林樹梢齊平，指空曠之平野。此句雖寫雙雁殞命，汾水兩岸冷落蕭條，實指金廷社稷覆亡，二帝殞命，曾經昌盛繁華的大金國土，皆是寂寞冷落蕭條肅殺，令人凄神寒骨。顯然，托雙雁殞命之虛寫，興寄金廷覆亡之實際，發抒其憑吊故國之哀情。“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乃進一步之抒情且有所附麗。招魂，用宋玉《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山鬼，猶山靈、山神。屈原《山鬼》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故曰“自啼風雨”。緣此，此句襯托出悲愴之情與陰森之氣，意謂那深切誠摯的《招魂》詩，也無法招徠魂魄而使之復生，處處山靈亦為之感動，在凄風苦雨中聲聲啼喚、淚濕襟袖。

　　和詞，于此處深得好問詞心。“仍為汝”，點破主旨，亦接承上闋“詩翁感遇”，暗示“并付一邱土”者實乃金廷之覆亡。“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小草，匆匆草就。“幽蘭”，古琴曲名，宋玉《諷賦》：“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白居易《聽幽蘭》：“琴中古曲是《幽蘭》。”可知，幽蘭指好問《邁陂塘·雁丘》義旨遙深、音情深長。此句謂，《雁丘》詞別有寄托，聲聲字字皆滿含酸楚的亡國哀情。“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樹”，又回到雙雁，以免脫離所詠之物而顯得太隔，造成詞境之虛浮。宰木，墳墓上的樹木。語出《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何休注：“宰，冢也。”宰木已然能夠迷遮堤岸之樹，一是從時間上展示其長度，并非“乙丑歲赴試并州”時，肯定了遺山的“今改定之”的追述，應該是此后比較長一段時間；二是以數量上的眾多，暗示“霜魂苦”并非僅指“雁雙雙”。三十余年后，改定《雁丘辭》，雖為詠寫雙雁癡情殞命的不幸，但別有寄托，以海涵地負之才情，展示亡國之痛、二帝殞命之悲，詞人灑下的清淚，寄寓了無盡的故國覆亡哀傷。

　　“天也妒”，好問于“橫汾路”后土神社已傾覆、無復當年簫鼓繁華，而發仰天浩嘆，一灑同情之清淚。“未信與、鶯兒燕子皆黃土”，化用辛棄疾“玉環飛燕皆塵土”（《摸魚兒》），極大地肯定雙雁殉情殞命之重于泰山，而不會與鶯兒、燕子等凡物之死、同歸黃土而寂然無聞，“千秋萬古”，永世長存，具有永久的社會價值。后三句“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詳言之，表面上是寫雙雁，實則更進一層抒寫悼惜金源覆亡的極度悲痛之情，而以“騷人”深情憑吊之“狂歌痛飲”予以積極彰顯。騷人，屈原作《離騷》，故稱屈原為騷人，李白《古風》：“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此處“騷人”乃點題關鍵，突現痛悼故國覆亡之深悲積怨。

　　李治與好問詞心處處相通，于“拍江秋影”“宰木欲迷”之傷情處，徑直道破：“霜魂苦”——既是雙雁之魂苦，更是遺山“詩翁感遇”之心苦。“算猶勝、王嬙有冢貞娘墓”，詳言“霜魂苦”之深痛，遠超獨留青冢于塞北之昭君；憑吊吟魂，為世人所關注，也遠非競相題詩的虎丘貞娘（真娘）墓所能及。兩相對照，其悲苦顯然非雙雁所能局限，李治與好問同頻共振之心音亦和聲其中，渾然相融。于是“憑誰說與”的酸楚吟心所系的家國興亡之恨，叩問蒼茫，浩茫郁勃之情思，將于何處發抒呢？結末三句“歡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補寫完善，使浩茫郁勃之情思、家國興亡之悵恨有所附麗寄托。鳥道，險峻狹窄的山路，此處謂雁群飛行通道，于天際似有若無。龍艘，即龍舟，漢武帝于汾水乘龍舟，此處指汾河渡口，亦兼喻御駕倉皇出逃之情狀。馬耳，蘇軾《雪后書北臺壁二首》：“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指山東諸城馬耳山的雙峰高聳尖挺。此處謂雁丘雙墳，從遠處看，雙尖似馬耳，回應首句之“雁雙雙”。詞人哀傷雙雁殞命、不能再飛翔天際，鳥道空漠；二帝奔亡，乘御不返，汝上之墳冢卻一直呈現于眼前，令人淚如雨下，傷心欲絕矣。

　　好問原唱及李治和詞之闡釋，并非臆測，乃源于詞之體制特質所啟示。詞之特質要眇宜修：聲韻諧美，言簡意豐，渾融蘊藉。關鍵在于把握“詞心”。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強為，亦無庸強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比興寄托，觸發于不能自已，真情性流露于不自知，物我相融，渾融無間。詞之詠物，既要緊扣所詠之物，又不能粘滯：太離，則易生隔膜，不能達到物與情之相融無間；太粘，則易陷滯拙，落于實相，不用暗示而其意已明。且作品一旦面世，遂脫離作者而自具獨立性，其情蘊義旨乃具開放性——在詞人所不必有，在讀者卻不必無。詠物，既要以所詠之物為核心，又具超然物外之思，盡可能地展現其包孕性，孳乳更豐厚的內蘊，深美閎約，彰顯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好問于金亡之后，改定早年所作為《邁陂塘·雁丘》，非純粹詠物言情，實寄寓家國覆亡之悲愴深衷。李治才情富贍，靈心妙悟，深切體悟并把握遺山詞旨心魂之根本，以高超的藝術技巧，創作了這首映照千古的同題之作。相較而言，楊果“同遺山賦雁丘”，比較質實，粘滯于雙雁“悵年年、雁飛汾水，秋風依舊蘭渚”，慨嘆于“世間多少風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說與。還卻怕、有情多被無情誤”之不幸殞命，唯結尾“待細讀悲歌，滿傾清淚，為爾酹黃土”，照應原唱，然頗不明晰。這不是對原唱及詞心的理解問題，而是作者為才力所限，不能超然于所詠之物而別寓懷抱所致。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要之，好問《邁陂塘·雁丘》乃晚年改定之作，時間應為蒙古太宗八年（1236），李治和詞似應在九年（1237），詠物抒情，詞心所寄，乃借雙雁之殉情殞命，抒發哀悼金廷覆亡、二帝殞命之悲愴與深衷。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