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莫言：扎根生活 講好故事

　　一個文學家首先是一個對本民族語言做出貢獻的語言學家，他豐富了我們的母語，使我們的母語更帶感情色彩，更有表現力，更婉轉、更美好

　　作家要在廣闊的天地間開辟出一個屬于自己的陣地，扎進這片供他生長的土壤，讓自己的根系發達、蓬松，源源不斷地吸收營養，長成不一樣的風景

　　這些新生活，這些新經驗，為我們提供了觀照內心的新角度，同樣，我們內心的新角度亦能發現事物到底新在何處，這也許就是新的文學

　　講故事的目的是尋找知音，不僅是中國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講好最重要的是真誠、真實，這樣的作品才能夠被更多讀者所理解，才能打動他們、影響他們

　　“打鐵要低后手，寫小說也要低后手”

　　記者：你的早期小說天馬行空、濃墨重彩，最新小說集《晚熟的人》更加平實樸素，娓娓道來，緊緊牽引讀者的注意力。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小說藝術風格變化背后，伴隨著怎樣的創作理念轉變？

　　莫言：生物不斷生長，作家也不例外。年輕的時候激情澎湃，或是怒火萬丈，或是柔情萬種，帶著一種夸張的東西進行藝術創造。隨著讀過的書越來越多，見過的人越來越多，經歷的事情越來越多，越能用更加成熟平和的態度觀察和理解事物，全面客觀地呈現要寫的現實。

　　過去語言上最喜歡濃墨重彩，大量地使用形容詞，渲染自己的感受。現在覺得過多的形容詞和描寫會成為理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障礙，反倒是平淡樸實的語言更能直入人心。對情節的處理也是這樣，過去會抓住每一個“有戲”的情節大加渲染，很多地方把話說盡，現在是話到筆下留七分，只說三分話，越來越體會到海明威《老人與海》里老漁夫跟一群群鯊魚搏斗時那種白描式的描寫更有力量，更能給讀者留下廣闊的再創作和想象的空間。

　　我18歲時跟一位老師傅做學徒，打鐵時他對我的提醒就三個字：低后手。后邊這只手要低下來，錘面才能平整地落到鐵上，如果后手高，錘面跟鐵接觸是有角度的，做功面就小了，效率低而且錘不平。我老忘不了這三個字，干事就像打鐵一樣，心態放平才能把事做好；心態放不平，老是翹著、斜著，事是干不好的。打鐵要低后手，寫小說也要低后手。

　　“把錘煉具有鮮明風格的語言當作畢生功課”

　　記者：100多年來，電影、電視等新藝術媒介層出不窮，數字化、互聯網等新傳播技術一日千里，文學“講故事”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視聽藝術所取代，這種新的媒介格局促使人們思考：文字的優勢在哪里？文學獨有的魅力是什么？

　　莫言：講故事是小說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但要把故事講得引人入勝、韻味無窮，確實大有學問。集市上兩個說書人說同樣一段書，懸念迭出、活靈活現的那位通常門庭若市，平鋪直敘、語言干巴的那位多半門可羅雀。相比于其他藝術門類，文學之所以不可取代，關鍵在它的語言魅力和講述技巧。魯迅小說可以反復閱讀，唐詩宋詞可以再三吟誦，因為每次誦讀都會產生審美愉悅。而一部優秀小說翻譯成外文卻少人問津，很可能是譯者只翻譯了故事，把語言的韻味丟掉了。

　　作家應該有強烈的語言追求，把錘煉具有鮮明風格的語言當作畢生的功課。盡量讓自己的語言更準確、更傳神，能夠在一個新的用法里，讓很普通的詞煥發出它內在的光芒，達到能被人理解卻不產生歧義的陌生化效果。如果你的故事夠好，敘事的技巧高明，語言本身也非常有美感，那么你的小說就容易被更多的讀者所接受。

　　作為文學工作者，我們還承擔著一個特別重大的責任，就是豐富和發展我們民族的語言。一個文學家首先是一個對本民族語言做出貢獻的語言學家，他豐富了我們的母語，使我們的母語更帶感情色彩，更有表現力，更婉轉、更美好。你想想魯迅、老舍、朱自清……我們現代漢語就是在這些文學大師的經典作品基礎上構建和豐富起來的，他們的作品構成了現代漢語的基石。

　　“在郵票大的鄉土上挖一口深井”

　　記者：正如魯迅小說里的“魯鎮”，老舍筆下的“北平城”，你的小說里有一個永遠的“高密東北鄉”，從事創作幾十年來，你不斷把這個“郵票大小的地方”講給國內外讀者，作家的“故鄉”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著那么多讀者？

　　莫言：有的作家一輩子寫他郵票那么大的一塊鄉土，卻挖出一口深井，冒出旺盛的泉水。受此啟發，我生發出一個雄心——把“高密東北鄉”安放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世界地圖上很難找到這個地方，但在世界文學地圖上，應該有一個“高密東北鄉”。

　　現實的鄉土是根，文學的鄉土順著這條根不斷生長。家鄉養育了作家，也養育了作家的文學。作家生于斯、長于斯，喝了這個地方的水，吃了這里的莊稼長大成人。在高密東北鄉我度過了我的青少年時期，在這里接受教育，戀愛、結婚、生女，認識無數的朋友，聽過無數的故事，這些都成為我后來創作的重要資源。但作家的真實故鄉和他筆下的故鄉，區別是很大的。一個人要連續地寫作30年，個人經驗無論多么豐富，都會很快耗盡，這就需要不斷開擴生活面，以更加包容的眼光來看待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不斷地從外部世界汲取寫作的素材——把別人的經歷變成自己的經歷，把別人的故事當作自己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使創作呈現出更加豐富多彩的氣象，并形成自己的文學世界。

　　記者：正如你所說，每個作家的經驗都是有限的，每個作家都不希望重復自己、重復別人，而是希望有所創新、有所突破。

　　莫言：這是一個作家一輩子的事情。

　　創新首先來自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早些年我坐火車從高密回北京，需要十幾個小時，現在只要四個小時。國家發展很快，社會也發生很大的變化，過去我作品里描寫的很多鄉村人物形象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而一批具有時代感的年輕的人物形象，出現在鄉村、城市以及各個領域的舞臺上，這給作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豐富的、多樣性的創作資源。作為生活的藝術反映者，作家會產生很多新的想法。

　　說起創新，我想起作家史鐵生一句話：新的角度決定于心靈的觀看。這話聽起來有點繞，卻意味深長。每個人都有自己看問題的角度，一般人看問題的角度比較固化，但作家看問題的角度應該千變萬化。寫作者心眼兒一定要活泛。所謂活泛，就是不斷地調整角度，既借助外物觀照內心，又借助內心觀照外物。這些新生活，這些新經驗，給我們提供了觀照內心的新角度；同樣，我們內心的新角度亦能發現事物到底新在何處。這也許就是新的文學。

　　“人類共通情感是藝術交流的心理基礎”

　　記者：你的創作多取材鄉村生活和民間文化，受地方戲曲等民間藝術影響很深，同時你上世紀80年代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時候，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受到世界文學潮流的影響。

　　莫言：我們這一代作家是沿著魯迅開辟的道路往前走，曹雪芹、蒲松齡、巴金、老舍、趙樹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巴爾扎克、雨果都是我不曾謀面的“導師”。改革開放后，拉美文學傳到中國，對我們這些8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我很快就清醒認識到，對外國文學的學習不能止于模仿，真正的借鑒是不留痕跡的。更重要的是，中國作家要創造中國的文學，必須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要在中國的歷史文化里尋根，也要在現實生活中尋找豐富的素材，只有不斷地向生活索取，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的創作資源。

　　我們要有緊密貼近現實的熱情，也不能讓生活把我們淹沒，要沉下去再跳出來，這樣才接地氣又有高度。到底什么是一個作家的高度？好作品里面有未來。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讓人感受到一種超越當下的東西，他就是有思想高度的，即便他自己并沒有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曹雪芹作為封建時代破敗大家族的后代，他的主觀立意是要為他逝去的繁華、富貴唱挽歌，但他不自覺地塑造了像賈寶玉、林黛玉這樣反抗封建文化、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人物，體現出超越那個時代的進步性，這就成為《紅樓夢》的高度。

　　作家要在廣闊的天地間開辟出一個屬于自己的陣地，扎進這片供他生長的土壤，讓自己的根系發達、蓬松，源源不斷地吸收營養，長成不一樣的風景。這就需要作家自覺樹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對人生的看法，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人物體系，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敘述風格。

　　記者：作為一個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讀者的作家，你認為文化差異怎樣影響文學的傳播？文學怎樣講好中國故事？

　　莫言：幾十年前，我記得母親給我女兒喂飯的時候，每當她盛一口飯往孩子嘴里遞，我母親的嘴巴也下意識地張開。后來，我發現我女兒喂她女兒的時候，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張開。之后，我去歐洲幾個國家，也特別注意觀察給孩子喂食的那些母親的嘴巴。我發現無論是哪個國家的母親，她的嘴巴都會下意識地張開。這個細節就體現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基礎，也說明為什么我們的藝術作品經過翻譯依然能夠打動人。人類的母子之愛、父子之愛等基本情感是相通的，這是藝術交流的心理基礎。

　　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不同國家的語言、歷史、文化不同，導致對人和事物的認識、看法不同，甚至會造成一些誤讀。盡管如此，人類基本情感是一致的，審美觀念大部分也是能互相理解的。我們的作品一方面要用文學的方式表現這種文化差異和人性方面的獨特性，更重要的是訴諸人類基本情感，發揮文學的特長寫出立體的人，以此溝通心靈。

　　講故事的目的是尋找知音，不僅是中國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講好最重要的是真誠、真實。真誠是真情實意而不是虛情假意。真實不是“一毛錢等于十分”這樣的真實，而是藝術的真實、情感的真實、細節的真實。這樣的作品才能夠被更多讀者所理解，才能打動他們、影響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