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神秘的白塔山巔岣嶁碑

　　在巍巍青峰之巔、悠悠大河之畔的蘭州白塔山，聳立著一通高大漆黑的石碑，名為岣嶁碑。岣嶁碑又稱“禹王碑”，有關禹王碑最早的記載，見于晉代羅含的《湘中記》：“岣嶁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靈期在《南岳記》中也有記載：“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

　　相傳唐代有人在湖南衡山岣嶁峰發現有岣嶁碑，韓愈曾有詩詠道：“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唐元和十年（815年），劉禹錫也登衡岳尋覓岣嶁碑，賦詩《寄呂衡州》：“常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瑯瑯環姿，秘紋螭虎形。”

　　到了南宋，理學家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十一月冒著凜冽的寒風，與張栻、林用中等結伴而行，登上衡岳，尋找禹碑而未果。因此他在《韓文考異》中說韓詩為傳聞所誤，衡山實無禹碑。

　　南宋嘉定年間，有一位叫何致的書生，游覽南岳時，在一位樵夫的指引下發現禹王碑，他將碑文拓了下來。并送給了潭州知州曹彥約一份，曹彥約看到摹本后，立刻下令衡山縣令搜訪原碑。可是遍訪而不得。于是，曹彥約只好命何致將其拓本摹刻在岳麓山石上。何致刻石的邊上有宋代匠人題記，傳世的各種拓本均未收入。但是在清代陳運溶的《湘城訪古錄》和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中卻收入了該題記，文字為：“嘉定壬申（1212年）秋，用七十二工。長沙匠何興、李曾美、西川監工王興勒字青詔。”

　　明嘉靖九年（1530年），長沙太守潘鎰在岳麓書院發現了宋代摹刻的禹王碑，他“剔土拓傳”。因此，明季以來，昆明、成都、開封、紹興等地皆有摹刻。因潘鎰拓本共有77字，所以這批拓本也都為77字。其中較為知名的云南本（嘉靖甲午年1536年）、成都本、南京新泉書屋本（1535年）。浙江省圖書館藏有一本明代的原拓，該拓片字口清晰，拓工較精。

　　到了清代，凡與大禹傳說有關的風景名勝之地又翻刻了一批禹王碑。毛會建刻于西安碑林；康熙癸丑（1673），李藩刻于山東黃縣；咸豐十一年（1861），侯建勛刻于蘭州禹王廟。其實岣嶁碑被輾轉摹刻于黃河上下，大江南北，是我國水文化史上奇特而又耐人尋味的現象。傳說大禹治水時，也曾踏上隴山隴水。《尚書·禹貢》中有“導弱水至于合黎”“導黑水至于三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導渭自鳥鼠同穴”。其中弱水、黑水、黃河、渭水等皆是流經或發源于甘肅的河流；而合黎、三危、鳥鼠等皆是甘肅境內的大山。

　　對于這77個字符的研究，自明代以來，一直是眾說紛紜，或以為是夏代文字，或以為是蝌蚪文，或以為是甲骨文，或以為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更有人哀嘆它是人類無法辨認的“天書”。其中著名的釋文有明代楊慎、沈鎰、郎瑛、楊時喬，這四家的釋文均認為是大禹治水的經過。其中楊慎的釋文為：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一作岡）弗辰！往求（一作術）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一作襄）勞馀伸禋，郁塞昏徙，南瀆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無永奔。

　　可是近年來，有學者認為禹王碑碑文并非是記敘大禹治水，浙江大學教授曹錦炎在《岣嶁碑研究》一文中說：“岣嶁碑是越國刻石，是繼秦沮楚文、中山國守丘刻石后，戰國刻石的一次重要發現。作者為后來繼承王位的朱句，刻于公元前456年。內容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刻辭。根本不是大禹治水時的誥文。”

　　蘭州的岣嶁碑摹自何處，各種志書、文獻均無記載，至今為謎。

　　蘭州岣嶁碑原立于黃河北金城關之金山寺北峰禹王廟前的六面亭內，似也有緬懷禹王治水之功績，又有鎮服水患之寓意。因金山寺坍塌，岣嶁碑凋敝，為防止毀壞，后于1963年移白塔山牡丹亭，1980年又移至白塔山之白塔下禪院內。據甘肅文史館原館長張思溫先生記載：碑寬約二尺六寸，高約六尺，厚約4寸，碑頭刻蟠龍。約為碑之三分之一，刻古篆六行，行十四字，共七十七字，有釋文刻于第六行下段，字有殘缺。內容為：

　　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

　　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

　　余伸禋郁塞昏徙南瀆衍享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勿永奔

　　咸豐辛酉三月望日酒泉郡侯建功升庵氏

　　蘭州岣嶁碑文字形奇古怪，有似繆篆，亦如符錄，不失禹王碑的古樸風貌，今最下一排字全剝蝕，蘭州岣嶁碑有72字，損5字，釋文僅存63字。這也許是侯建勛對楊慎等人注中相異及闕疑者，全都予以刪除。

　　1957年4月28日，杰出的社會活動家、現代文學家、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先生登上白塔山，觀看了岣嶁碑。可能由于時間短暫，鄭振鐸誤認為是“康熙時碑”。

　　如今，岣嶁碑傲然矗立于青峰之巔，俯瞰大河東去。盡管它的字跡怪異玄秘，難以辨認，但是其結體工穩、章法規整，仍不失為一件珍貴的歷史文物。仔細品評鑒賞，可以從中得到諸多書法藝術的感染和啟迪。

　　高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