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南宋12字石碑窺古代交規

　　古代也有交通法規，這你知道嗎？

　　在天水市清水縣的趙充國陵園碑林，有一塊南宋時期的“儀制令”碑，該碑是目前甘肅省境內發現的唯一的宋代交通法規碑。它的正文只有簡簡單單十二個字，卻似乎說盡了古代交通規則的真意。

　　“交通”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易經》，里面就有“天地交而萬物通”的說法。眾所周知，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目前的交通規則許多都沿用了古代社會制定的交通禮儀，這回我們就一起去清水縣，看一看這塊石碑的真容。

　　“儀制令”我省發現唯一宋代交規石碑

　　這塊“儀制令”碑在眾多高大的石碑中顯得很矮小，它高約89厘米，寬約67厘米，厚約10厘米，碑體是白石質材，石碑上正文十二字清晰可見：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同類型的石碑除了咱們這一塊之外，陜西省略陽、福建松溪縣、江蘇盱眙、河北邢臺等地也有發現。

　　雖然《儀制令》碑誕生于宋代，但并不代表其中的條文也是誕生于宋代。比如排在第一條的“賤避貴”，其實早在秦漢年間就已經在實行了。《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在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馳道”。馳道非常寬，左右五十步，相當于今天的69米。也有考古工作者在咸陽發現過漢代的道路，左右寬約50米，所以秦始皇的馳道之寬可能并不是空穴來風。

　　重要的是，馳道只是皇帝的專屬，而不能給其他人使用——除非有皇帝的特殊命令。到了漢代，除了皇帝，其他人也不能隨意進入馳道行駛，只能走馳道兩旁。如果不遵守命令，則“沒入其車馬”。

　　當然有了皇帝的恩準，也有例外，漢武帝的乳母就沾了這樣的光。《史記·滑稽列傳》中說漢武帝非常孝順自己的乳母，對她的話是“乳母所言，未嘗不聽”，他就曾破例讓這位老人家“乘車行馳道中”。

　　“賤避貴”在馳道上的充分體現

　　皇帝的乳母可以走，但貴為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未必敢走，《漢書·成帝紀》記載了漢成帝的一件軼事：

　　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漢成帝做太子時，雖然有急詔，但仍然不敢走馳道。不過，也正因為遵守這條規則，他才得到了信任。

　　而在三國時期，有志于大位的曹植卻沒有遵守這條規定，在大聰明楊修的慫恿下，“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最終，曹植雖然沒被殺，但掌管司馬門的公車令卻因此遭無妄之災，被曹操殺了頭。從那以后，曹植在曹操那里的恩寵也越來越少了。

　　最終，看著木訥忠厚的曹丕成了魏文帝，而才高八斗的曹植卻抑郁終生。

　　“馳道”的這幾個事例，說明秦漢時期就有尊貴之人道路優先或者專屬的原則。

　　在漢代，還有兩首樂府詩，也可以窺見當時“賤避貴”的規則。一首是《相逢行》，它的前兩句是：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另外一首是《長安有狹斜行》，它的前兩句是：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

　　狹路相逢，誰先通過馬路？所以就有了“夾轂問君家”這一場面。為什么要“問君家”？因為要看一看，到底誰更尊貴，知道了答案，就知道誰應該在狹窄的道路上給誰讓路了。

　　這不就是“賤避貴”么？

　　也有所體現尊老愛幼

　　其實還可以舉出更早的事例，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國的藺相如因“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按照兩人的官位，藺相如比廉頗尊貴，所以在道路上相遇應該是廉頗避讓藺相如。但實際情況卻是“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藺相如這一做法是為大局著想，但他的門客卻記得“賤避貴”的規則，抱怨道：“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相乎！”他們都因為藺相如避讓了廉頗而感到羞恥。

　　到唐代和宋代，“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這四條交通規則就已經是普遍規則了。《大唐開元禮·雜制》就明確規定“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和宋代“儀制令”的規定沒什么兩樣。在唐時還有規定：“城門入由左，出由右”，即道路“靠右通行”，沒有出現在“儀制令”里，是因為它已經成為人們潛意識中遵守的習慣，沒有特別提出的需要。

　　“儀制令”的內容，除了“賤避貴”外，其他三條規定也很有深意。

　　“少避長”指年輕人要給老年人讓路，表示自己的尊敬；“輕避重”指負擔少的人要給負擔多的人讓路，避免影響道路順暢；“去避來”指主人應該給客人讓路，客人畢竟遠道而來，主人應該發揚友愛精神，給客人以方便。可見，“儀制令”的要求不僅反映了禮讓的必要性，還有尊老愛幼、為他人著想的美德。

　　奔流新聞·蘭州晨報記者 劉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