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藝術眾家議】

　　作者：何冀平（作家、編劇）

　　　　聚光燈下的舞臺，幾百平方米的空間，劇作家該如何讓觀眾坐上兩三個小時，不走神、不看手機，走進戲劇的世界，受到感動和感染？我想，那就是要讓人物和觀眾在跌宕起伏的劇情中，通過一句句臺詞，開展富有思想的對話。

　　　　這就要求我們筆下的作品既要憂世，也要憂生，前者是家國，后者是個體生命關懷，如此才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戲劇是人與人的直接交流，擁有無可比擬的現(xiàn)場感染力，能夠帶給觀眾具體、直觀、強烈的感受。好的作品不是創(chuàng)作者的自我表現(xiàn)，而是在創(chuàng)作者的巧思妙想之下，實現(xiàn)戲劇人物與觀眾的對話。

　　讓人物和觀眾對話，首先要確立對話的主題。一部戲劇的主題也是戲劇創(chuàng)作者與世界對話的立場，不管創(chuàng)作者用何種方式表達、闡釋心中構建的故事，首先要確立一個意義明確的主題，這個故事才能構成藝術作品。找到作品的主題并非易事。戲劇大師曹禺曾說，一個劇作家應該是一個思想家才好，不然盡管掌握了很多的、很豐富的生活積累，但沒有一個獨立的見解，沒有一個頭腦來運用這些東西，從中悟出一個道理、主題來，那還是寫不出深刻的作品。

　　主題應是作者通過筆下故事悟到的價值追求，體現(xiàn)出作者對人生的追問。我編劇的話劇《天下第一樓》在北京人藝演出了575場，加上香港粵語版演出的70場，已經(jīng)有600余場，一直深受觀眾歡迎，未來還會繼續(xù)演下去。對這部戲的主題提煉，是一個反復琢磨、苦思冥想的漫長過程。劇中我寫了烤鴨的吃法、做法，寫了政局、商業(yè)經(jīng)營、利益競爭，以及其中的各種人物關系、趣事，還包含各式各樣的美食美味，但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結(jié)尾方式點出主題，為此我在頭腦里的思想之海中尋覓了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副對聯(lián)：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三間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風。正是這樣一副對聯(lián)，讓我讀出了歷盡滄桑之嘆，它突破表意，直指人生。如果將其看作是吶喊，則藏滿了對人生的無奈與不甘。我突然被點醒——戲中的主人公迎來送往一輩子，終究不知自己是主是客，心中滿布的不正是這樣一種迷惘？就這樣，我以這副對聯(lián)“結(jié)”住了這部戲。其實，不是我找到了作品的主題，而是我的作品為我找到了主題。我在自己筆下的故事中領悟到了對人生價值的追求，而對人生的體悟和對于生命意義的追尋，正是劇中人物與觀眾對話的前提。

　　實現(xiàn)人物與觀眾的對話，故事就不能講得平鋪直敘，而要展現(xiàn)人在世事變化中的境遇和選擇?！兜慢g與慈禧》是我為香港話劇團寫的劇本之一，我很早就讀過德齡寫的書，書中記述了她從西洋回到中國，入宮陪伴慈禧的生活。我很有興趣把這段史實發(fā)展成戲劇故事，但卻一直想不好選擇哪些內(nèi)容進行展現(xiàn)，遲遲沒有動筆。在我定居香港后，親身感受到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融。由此我想到，自幼隨父親出使國外的德齡，17歲回國后入宮，通曉外文和西方禮儀的她為當時重門深鎖的紫禁城帶進新鮮血液，她的出現(xiàn)必然會引起一系列人物關系的變化，產(chǎn)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從此處入筆，怎么寫都是戲！德齡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引起我思忖：站在慈禧的龍床邊，我就想，如果我能利用這樣的機會做更多的事，那該多好。德齡想做卻無法實現(xiàn)的，我卻可以為她“做到”。寫歷史劇并不是寫歷史，劇作家要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所束縛。劇作家有創(chuàng)作的自由，對于既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為歷史更新，也可為故事解構。當筆下的人物在遐想中“活”了起來，便是創(chuàng)作者筆端舒展之時。吸引觀眾的奇妙的戲劇反應便這樣產(chǎn)生了，人物與觀眾的對話也由此展開。

　　我們常在憂慮戲劇觀眾老年化問題，《天下第一樓》《德齡與慈禧》這兩部話劇很受青年人喜歡，很多專業(yè)戲劇學院和大學劇社都把它們拿來作為實習和畢業(yè)演出劇目。這也令我領悟到，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青年人不喜歡，而是我們的故事能不能寫得讓青年人喜歡。

　　要讓青年觀眾愿意與劇中的人物進行對話，作品須展現(xiàn)出真實與真誠，這一點在紅色題材作品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得尤為充分。紅色題材京劇作品《風華正茂》是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我應國家京劇院之邀而創(chuàng)作。劇中，我選擇聚焦青年毛澤東走出湖南來到北京、上海這一階段的故事，展現(xiàn)他為尋找真理上下求索、百折不回的精神。同時從毛澤東的母親、戀人、師長、同學，帶出他濃厚的個人情感。從這樣的角度觀眾可以看到偉人作為普通人的情感、困惑，能看到歷史大背景下真實的微觀時刻。我創(chuàng)作的另一部電影作品《決勝時刻》，聚焦新中國成立前夕的關鍵時刻，講述毛澤東和黨中央指揮渡江戰(zhàn)役，奪取最后勝利。我選擇從三個年輕的普通人入手，通過他們與毛主席的關系，展現(xiàn)面對決勝時刻的偉人形象。這兩部作品雖然體裁不同，但都是直接寫到毛澤東，我著重選擇從更加接近普通人的視角切入人物，用真實的情感和真誠的講述拉近觀眾與人物的距離，兩部主旋律題材作品也同樣受到青年觀眾的喜愛。

　　聚光燈下的舞臺，幾百平方米的空間，劇作家該如何讓觀眾坐上兩三個小時，不走神、不看手機，走進戲劇的世界，受到感動和感染？我想，那就是要讓人物和觀眾在跌宕起伏的劇情中，通過一句句臺詞，開展富有思想的對話。這就要求我們筆下的作品既要憂世，也要憂生，前者是家國，后者是個體生命關懷，如此才能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我有幸儲備了傳統(tǒng)文化知識，兼收西方文化精華，兩種文化滋養(yǎng)了我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我個人作品的語境和視角。無論外在因素如何變換，文藝工作者要始終堅守大視野，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文化品格，創(chuàng)作具有審美價值的戲劇作品。這是作家和作品永遠的追求，堅守住了這些，戲劇永遠具有它獨特的魅力。

　　（光明日報記者李晉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