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高原上最早的國家

　　數千人數年建成的“國家級”工程

　　中軸對稱建筑格局的濫觴

　　我們常說中華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現在一般所說的“文明”，多指對“Civilization”等西文詞語的意譯，可以理解為國家管理下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總和。“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國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稱得上“文明”，則必須進入國家階段。恩格斯曾提出國家產生的兩個標志，一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二是“公共權力的設立”。按地區劃分國民指以地緣關系代替血緣關系，公共權力的集中體現則是“王權”。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遺址，是黃土高原上最早出現國家社會的標志，為中華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實證。

　　甘肅慶陽西峰西郊的南佐遺址，坐落在黃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傳說中這里是黃帝部族的重要活動地域，也是以農業著稱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遺址發現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過兩個階段的發掘，從2021年開始第三階段的發掘和調查、勘探工作，基本確認這是一處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為主體的遺址，遺址面積在600萬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環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臺及其環壕圍成的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核心區中部偏北是數千平方米的由“護城河”和夯土宮墻圍成的“宮城”。“宮城”中心為主殿，“九臺”之外還有多處居住區、夯土臺、溝渠水利設施等遺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貴遺物和大量水稻，從多個方面顯現出早期國家和文明社會的氣象。

　　“宮城”區發掘現場

　　數千人數年建成的“國家級”工程

　　南佐聚落不僅整體規模巨大，而且宮殿、夯土臺、壕溝水利設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驚人。以聚落中部的“九臺”來說，每座夯土臺約40米見方，現存還有5~7米高，復原起來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臺子外周有寬約20米、深約10米的方形內環壕，內環壕的側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護壁，以防流水對黃土溝壁的侵蝕。我們推測環壕不僅有禮儀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與其他溝壕池沼連通的、有實際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內環壕外還有一周寬約20米的外環壕，內、外壕總長度估計在5千米以上。“九臺”環壕工程總土方量當在75萬立方米以上，以當時的條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時間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溝中挖出來的土夯筑“九臺”，所費工時應當不比挖筑壕溝少。

　　再看中央“宮城”區。有夯土圍墻的長方形“宮城”東西寬約55米、南北長約67米，面積在3600平方米以上。“宮城”外有寬約15米、深10米多的“護城河”，它的兩側也有夯土護壁。加上“護城河”，整個“宮城”區占地面積就有8000多平方米。“宮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積700多平方米，兩個頂梁柱柱洞直徑各約1.5米，中央火壇（火塘）直徑3.2米——差不多是兩個成年人的身長，規模之大前所未見。“宮城”東西兩側還各有一列側室（側殿）。所有這些宮墻、房墻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堅實精整，窄處寬1~1.5米，最寬處可達5米，現存高度1.5~3.5米，是國內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遺存。

　　“宮城”區建筑材料還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紅磚，各處地面、墻壁都以石灰多層涂抹，甚至宮墻也不例外，這也是國內最早大范圍使用白灰面裝飾建筑的實例。我們可以想見，五千年前的南佐“宮城”，到處都是那么潔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們估計，“宮城”區的建筑工程量應該不會少于“九臺”區。

　　經勘探和試掘，在“九臺”外其他區域還發現有多處白灰面窯洞式房屋居住區、夯土臺、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環壕，整體建設工程量巨大。所有這些工程的主體部分理應是大體同時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數千人勞作數年，這還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內。據此推測，南佐都邑人口或許有上萬之眾。也只有出現了強制性的區域“王權”，集合起國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壯舉。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還有一些面積為數十萬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說明這些聚落的級別較高，可能是從屬于南佐的衛星聚落。隴東甚至整個黃土高原，分布著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遺址，但還沒有第二處能夠和南佐的規模相當。即便是秦安大地灣聚落延續到這個時期，規模也是遠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體量，“九臺”、壕溝和宮殿建造所需要的強大組織調動能力，當是區域公共權力或者區域王權出現的最有力證明。南佐都邑大概是從周圍遷入很多人口，集中規劃建設而成，這必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緣社會重組，形成具有地緣關系的早期國家組織。由此推斷，當時在黃土高原地區應當已經出現了一個以南佐為核心的“古國”。

　　“宮城”祭祀區出土的白陶帶蓋簋

　　中軸對稱建筑格局的濫觴

　　南佐都邑及“宮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對稱、中軸對稱格局。“九臺”及核心區位于聚落中心，“宮城”位于“九臺”中心，主殿位于“宮城”中心，大火壇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從主殿大堂后部兩個頂梁柱中間，向南到主殿中門（共有三門）、“宮城”南門，構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軸線，東西兩側的側室（側殿）和壕溝對稱分布。

　　再放大一些視野，“九臺”中的北臺就在這條中軸線的北端，東西兩側各有四臺互相對稱。“宮城”南墻外還有一道與其平行的外墻，類似后世的蕭墻或影壁。外墻的門與“宮城”南門錯開幾米，兩道墻之間的空間兼具甕城功能，增強了“宮城”的封閉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嚴整的多個圈層結構的南佐聚落，應是階級秩序的禮制性體現，開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軸對稱的先河。

　　我們推測“九臺”和主殿應當主要是祭祀禮儀場所，“宮城”區部分側室（側殿）有可能作為首領人物的居所。我們注意到由窯洞式建筑組成的普通居住區基本位于“九臺”以外，推測“九臺”所圍繞的3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可能整體都屬于與祭祀相關的“圣區”或者貴族居住區。這是一種將神權和區域王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以王權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顯了王權至上，與西亞等地神廟和王宮分開且以神廟為核心的情況有顯著區別。

　　“宮城”祭祀區出土的帶蓋塞陶瓶

　　禮制出現和階級分化

　　南佐“宮城”區出土了白陶、黑陶、綠松石珠等貴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紋陶，涂抹朱砂的石鏃、骨鏃，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遺存，與普通居址區形成鮮明對照，顯示當時不但有了較高水平的專業化分工，而且已出現禮制和階級分化。

　　白陶、黑陶在黃土高原罕見，但在南佐“宮城”區卻發現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處僅有一兩毫米，表面光滑細膩，有釉質光澤。如此輕薄精美的陶器，理應用快輪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們一直沒有在陶器上發現快輪旋轉痕跡，制作工藝還是個謎。制作彩陶是黃土高原的傳統，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質光澤，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禮器性質。比如在主殿以東祭祀區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還都配有特殊的蓋塞——可既蓋又塞，以防止酒精揮發。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紋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禮儀性質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種帶有圓餅裝飾的鼓類器物上，器表內外涂白衣的做法則見于簋、雙腹盆、缽、缸、罐、甕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紋陶罐在其他遺址很罕見，但在南佐僅“宮城”東部祭祀區就出土數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禮器。

　　“宮城”祭祀區出土白堆紋小罐

　　經測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燒造溫度在1000℃以上，最高達1116℃，而一般新石器時代陶器燒造溫度在700～1000℃之間。令人驚訝的，還有“宮城”東部祭祀區數以百萬粒計的炭化水稻的發現，粟、黍數量極少，反之在“宮城”其他區則絕大多數都是炭化粟、黍。黃土高原農業本來就以粟、黍為主而少見水稻，以珍貴的水稻獻祭神祇祖先，也應當是禮制的反映。

　　“宮城”祭祀區炭化水稻出土區域

　　南佐“宮城”區出土物還體現出與長江中游、黃河下游等地區的遠距離聯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現于六七千年前的長江中游地區，南佐這兩類陶器的出現有受到長江中游文化啟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屬于夾炭陶，這也是長江流域的古老傳統。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僅覆蓋陶器表面很薄一層，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滲碳層厚度，工藝技術和良渚文化最為接近，不排除與良渚文化有交流。據科技考古檢測，南佐白陶所用原料為高嶺土和瓷石，高嶺土質量與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質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產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結晶涂層原料可能來自海岱地區。黃土高原不產綠松石、朱砂，南佐的這兩類原料有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當地種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從長江中游等地遠距離貿易獲得。可見南佐“古國”應當存在對遠距離貿易獲取稀缺資源的控制，這也是國家社會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開了個頭，很多謎團還有待后續解開。但據現有的發現就已經能夠證明，中華文明和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一樣，是誕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