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保護傳承古籍 賡續中華文脈

　　——對話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漆子揚教授

　　漆子揚

　　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整理甘肅古籍方面取得的部分出版成果。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建立于1983年的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古籍所）是一個以整理研究中國古代漢文文獻及西北地方文獻為中心的科研教學機構，也是教育部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直屬的全國唯一一所地方院校研究基地。

　　近日，記者就如何保護傳承古籍,采訪了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所所長、甘肅省政府文史館研究員漆子揚教授。

　　“什么是古籍？”

　　記者：漆教授，您好！首先，請您給大家普及一個常識：什么是古籍？

　　漆子揚：什么是古籍？大多數人并不完全清楚。簡而言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古籍指辛亥革命前的書籍。現在范圍有所擴大，包括民國時期的典籍，甚至1912年后刊印出版的著作，若在內容或形式上依然屬于舊有的風格，如舊體詩文集、校注集釋等整理類著作，也都屬于古籍范圍。

　　在紙沒有廣泛使用之前，書籍主要書寫在竹簡、木牘、絹帛上，把竹片木片用繩子連綴起來就叫“冊”“篇”，捆起來存放叫“卷”“編”。

　　閱讀古籍要講究版本，也就是常說的善本，大多數沒有接受過文獻學專業培訓的人都不太注重版本。那么什么是善本？一言以蔽之就是最好的本子。最好的標準又是什么？宋代文學家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說：“自天圣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在歐陽修看來校勘精審，沒有訛誤的版本就是善本，就是最好的本子。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也說：“書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歐陽修、葉夢得對善本概念的總結側重于古籍校勘的學術性，無訛文、脫文、衍文，甚或錯誤較少的古籍皆可稱為善本。

　　清代晚期對善本的定義范圍有所擴大，如版本目錄學家、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在《書目答問·□軒語·語學篇》中提出：善本之義有三，“一曰足本，二曰精本，三曰舊本。”具體而言，足本指完整無缺、沒有刪節和缺卷的完整古籍；精本指精校精注，錯誤極少，甚至沒有錯誤的古籍；舊本指舊刻舊抄的古籍。顯然張之洞的定義范圍在歐陽修提出的“精本”之外又增加了“足本”“舊本”兩個要素。足本、精本側重指向古籍的學術價值，舊本則側重指向古籍的文物價值。我們常說孤本、珍本，一般都是從文物價值角度來斷定的。

　　古代無論學者還是藏書家，都崇尚古籍善本。善本本身是精校本，是古籍中最優良者，承載著中華文化的精髓。盡管歷史上古籍多次遭罹厄運，如秦始皇焚書，項羽焚燒咸陽宮，西漢末年赤眉軍燒長安，東漢末年董卓焚燒洛陽，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焚燒洛陽皇室，梁元帝焚燒宮廷圖書，隋禁軍將領宇文化及兵變焚書，金兵毀汴京，太平天國在南京、杭州、寧波燒書，尤其1932年侵華日軍飛機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從此絕跡人寰。但是，中國學術和中華文化依然依靠讀書人薪火相傳，綿延不絕。一大批有識之士奮不顧身投入搶救古籍文獻之中，聚徒授學，校勘古籍。

　　《漢書·河間獻王傳》載，劉德“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隋朝禮部尚書甘肅平涼市靈臺縣人牛弘上表隋文帝，請求開民間獻書之路，隋朝國家藏書一度達37萬卷，77000多類。即使強盛的唐朝也望塵莫及。又如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遭罹太平軍破壞的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部分散失民間。杭州鄉賢丁申、丁丙兄弟發現當時杭州人包裹食物的紙竟是《四庫全書》散頁，深感悲切，遂奮力而起，搜求搶救八千余冊，約占文瀾閣藏本的四分之一，并繞道運至上海保存。可謂天不喪斯文！

　　新中國成立后，迎來了古籍保護的黃金時期。國家層面加強對古籍的保護整理研究出版，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

　　記者：大數據時代，該如何理解古籍的當下意義？

　　漆子揚：先輩們之所以耗盡畢生心血保護修復整理古籍，從文明史的角度考察，是因為他們心中的古籍象征著民族血脈的傳承，是一個民族實現復興的精神坐標。

　　從知識層面說，不同年代的古籍承載著相應時期的知識和文明。如明代軍事類古籍《武備志》，分類科學，收輯詳備，從兵訣評、戰略考、陣練制、軍資乘、占度載等五個方面，存錄了古代極其珍貴的軍事學資料，為中國近現代軍事學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又如在青蒿素抗藥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科學家屠呦呦，從東晉古籍《肘后備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記載中，獲得泡水絞取汁的啟示，從而成功提取了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瘧疾治療藥物——青蒿素，從而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從學術史來考察，古人整理書目、精校精注的過程需要耐心與學識，更需具備深厚的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等相關知識學養。不管是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治學精神，還是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學術理念，對當下的學術界而言，具有端正學風、糾正時弊的正面引導意義和學術道德感召力。

　　在大數據時代，隨著全社會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民族文化依賴古籍代代相傳的重要價值，尤其人文科學，古籍保護整理傳承是一代學術高度的標志之一。今天保護古籍、整理古籍、傳播古籍有了全新的目標，不僅僅限于為學術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主要在于古為今用。

　　　“厚重的甘肅古籍家底”

　　記者：據了解，在2010年到2013年間，古籍研究所曾對甘肅古籍進行了摸底調查。

　　漆子揚：我們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在2010年到2013年曾對甘肅古籍進行摸底，清理了清代學者邢澍《關右經籍考》、乾隆《甘肅通志》之《人物》與《藝文》、安維峻《甘肅新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民國《甘肅通志稿·藝文》及張維《隴右著作錄》《隴右方志錄》、王烜《甘肅文獻錄》、郭漢儒《隴右文獻錄》等書目著錄情況，查閱參考《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以及歷代及民國以來編制的各種書目，而且作了一定實地搜訪工作，共厘定1949年前甘肅漢文著述大約2100余種，包括經部250余種，史部440余種，子部380余種，集部950余種，叢書部12種。有作家學者2000余人。其中，王符、秦嘉、徐淑、趙壹、張奐、皇甫謐、傅玄、王嘉、劉昞、索靖、牛弘、李白、李益、權德輿、梁肅、牛僧孺、王仁裕、余闕、李夢陽、趙時春、金鑾、胡纘宗、黃諫、彭澤、段堅、鞏建豐、吳鎮、胡釴、邢澍、張澍、李銘漢、王權、劉爾炘、李克明、王烜、楊巨川、韓定山、馮國瑞等都堪稱大家。

　　2100余種著作，大多數流失散佚，沒有流傳下來。目前國內外除敦煌文獻和民間收藏之外，現存共計約500種，其中經部古籍95種、史部古籍250種、子部古籍60種、集部古籍90種。民間收藏經過“破四舊”，估計數量不會太大，價值比較高的也不會多。這大概就是甘肅古籍的家底。

　　記者：在您看來，（甘肅古籍的）這個家底還厚實嗎？

　　漆子揚：厚重！因為有的一種書就有幾十冊。

　　“呼吁成立‘甘肅省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

　　記者：在4月16日由古籍所主持召開的學習《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線上座談會上，有專家表示：甘肅民間有許多珍貴的古籍資料，搶救整理保護迫在眉睫。對此，您怎么看？甘肅省古籍保護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什么？

　　漆子揚：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在十一五期間大力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經過近15年的努力，甘肅省主要的古籍收藏單位都完成了古籍普查工作，全省80%以上的漢文古籍完成了在冊登記，可以說古籍家底是基本清楚了。

　　在我看來，現階段古籍保護工作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缺乏省一級的古籍保護整理出版領導小組。早在1981年成立國務院古籍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時，山東省、安徽省、江蘇省、廣東省等地方相應成立了由分管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的副省長任組長的省一級領導小組。因此，我在此呼吁甘肅省也能早日成立“甘肅省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統一協調組織規劃我省的古籍保護整理出版工作，以免重復出版，浪費資源。

　　第二，古籍保護經費嚴重不足，致使古籍普查清點工作進行緩慢，基層古籍收藏單位的古籍保存條件得不到改善，無法達到古籍保護的基本要求。建議省財政部門設立古籍保護專項資金，專款專用，定期下撥，用于基層單位古籍文獻的保護與修復工作。

　　第三，古籍保存環境差，很多基層古籍收藏單位不是在建設之初就設計了古籍專藏空間，而是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隨意選擇一間或幾間房子作為古籍書庫。書庫內既沒有古籍專用書柜，也沒有恒溫恒濕的空調設備以及防塵、防蟲、防光、防潮、防火、防盜等保護設施，有些古籍放在紙盒或木箱里，或隨意打包堆放在某一個角落里。保存環境條件的不足，加速了古籍的損壞。

　　第四，缺乏一支素質較高、業務精湛的古籍保護和修復人才隊伍。古籍保護專業人員不僅要求懂得目錄學、文獻學、版本學，還需要掌握一定的古籍相關知識，同時，在數字化時代，還需要了解一定的照相技術、圖像處理技術、計算機基本操作等古籍數字化的基本技能。古籍修復人才的嚴重短缺，與海量的古籍藏量嚴重不匹配。

　　第五，古籍珍本的再生性保護迫在眉睫。原生性保護和再生性保護是古籍保護的一體兩面，為了使古籍化身千百，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出版領域在點校整理力量不足的情況下，還需加強影印和數字出版等手段。

　　第六，古籍數字化工作尚需加強。據省圖書館研究員、古籍所兼職教授、著名目錄學家岳慶艷老師說，全國已建成了“古籍基本數據庫”，甘肅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已近尾聲，“甘肅省古籍基本數據庫”的建設工作，已納入甘肅省圖書館的“十四五”規劃中。目前急需省內各古籍收藏單位，加強溝通與合作，盡早將“甘肅省善本古籍全文數據庫”的建設工作提上日程，真正實現“保護古籍、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目的。

　　　“讓古籍活起來實際就是指做好古籍普及”

　　記者：您如何理解講好甘肅故事，“讓古籍活起來”？

　　漆子揚：結合甘肅情況，“讓古籍活起來”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第一，古籍活起來實際就是指做好古籍普及，多渠道、多媒介、立體化做好古籍大眾化傳播。把高深莫測的古籍用人民大眾的語言進行通俗化，符合現在人閱讀新生趣味和方式的轉變。比如選擇我們甘肅歷史上的家教文獻、崇尚正義的文獻，勤儉節約，勤政廉明，知書達理，愛護自然，扶助貧弱，吃苦耐勞，刻苦讀書，報效國家社會，以及抵抗侵略追求和平等等文獻中各類感人事跡，非門別類，以講故事的形式呈現出來，精選精注精譯精評，配以古籍原本或善本的插圖，激勵年輕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積極向上，使古籍走進千家萬戶。

　　第二，古籍活起來就是古籍的“數字化”建設。我們甘肅應該鼓勵社會創建文獻數據平臺，并利用微信公眾號對甘肅文獻進行敘錄式推廣，力爭使每部文獻都有“前世今生”。打破單位壁壘，強調“加強古籍數字化資源管理和開放共享”，讓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和古籍密切相關。

　　第三，古籍活起來就是推動古籍“影像化”，包括善本影印。加強古籍題材音視頻節目制作推介，提供優質融媒體服務。支持各級各類古籍存藏機構和整理出版單位開展古籍專題展覽，鼓勵古籍文創產品開發推廣，如高仿我省收藏的《四庫全書》中具有收藏價值的古籍，經史子集各選一兩種，讓普通人了解《四庫全書》的裝幀版式等等。

　　另外，由我省高校教師、文史館館員研究員、博物館館員、省圖書館研究人員，與知名學者和有公眾影響力的播音主持人、遵守藝德的演員共同參與，在電視臺、廣播、文化演出中推出我省古代學者和古籍保護的相關節目，讓古籍家喻戶曉。

　　　　“一代代學人甘愿寂寞只為甘肅古籍”

　　記者：古籍整理是一項艱辛的工作，尋查佚文，勘定異字，探究出處，折中是非，必須探塵封于舊簏，理蟲燭之遺篇，而且往往數日不能得一字，通宵難以定一義，還是一項需要甘于清貧、甘于寂寞的工作。

　　漆子揚：我從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36年，領我上路的是著名語言學家、文學史家、校勘學家郭晉稀先生。我是1986年師大中文系畢業留校進古籍研究所，所里研究由所長郭晉稀教授指導我讀書學習。郭先生畢業于湖南大學中文系，是語言學家楊樹達先生的高足，1950年來在師大中文系教書，聞名國內學術界，是研究古代文論和白居易以及音韻學的大家。著名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當年在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就是郭先生評審的。郭先生當時讓我把沒有標點的繁體字本《漢書》每一篇《傳贊》抄一遍，然后標點分段，做完一篇去家里讓先生評閱，點錯的地方都是我理解不準確的地方，郭先生給我細心講解字義句意。先生講課時引經據典，信手拈來，評析深刻，讓人仰慕不已。有時候我聽不明白，先生兒子令原兄看我好像有點懵懂，他就現場翻譯，一來二去，我和令原兄居然混得比先生還熟悉。令原兄擅長古代文論，讀書極為廣博，知識面非常廣，曾整理校注《詩品》等典籍，主編過《大學語文》教材。大概兩年后，1988年新所長到任，我和甄繼祥老師、胡大浚老師、伏俊璉老師還有王鍔兄一起參加了陜西師大辭書研究中心的國家八五辭書規劃項目《十三經詞典·儀禮卷》的編寫，因為沒有電腦，單位讓我抄寫阮刻《儀禮》前后不下五遍，編寫整整十年時間，直到2010年才出版。因為參加集體項目，原來標點《漢書·傳贊》的計劃也隨之泡湯。先生去世已經20多年，至今想起當年給我上課時抽煙的動作，走路的樣子，說話的語氣，依然如昨。

　　奔流新聞·蘭州晨報記者 雷媛 荊雯